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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国王的命运（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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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自由自在的走在伦敦的大街上，因为今他穿着便衣，所以终于可以慢下脚步看看与往日不一样的风景。

根据皮尔爵士下达的最任务指令，鉴于伦敦各愈演愈烈的抗议示威及大规模集会活动，苏格兰场所有警区都选出了一部分经验丰富的警员，并委派他们便衣进入各个集会场所进行秘密执勤。

这倒也不怪皮尔爵士反应大，因为像是‘要求议会改革和扩大选举权’这样的活动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英国第一次爆如此大规模的要求议会改革运动，正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

就像皮尔爵士在内务部文件中强调的那样——每次法国革命都会在英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激了英国下层人民极大的政治热情，它改变了很多英国百姓自光荣革命以来的固有观念，让他们意识到了原来政治不止是大人物的私人事务，黎民百姓同样有资格参与。

先对旧有观念起冲击的是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的重要成员理查德·普赖斯牧师。

他在一次纪念光荣革命1o1年的活动中表了一篇名为《论爱我们的祖国》的布道，其中提到了一个对于后续改革运动至关重要的观点——光荣革命的最重要遗产是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并可以随时撤换它。

但这一观点立刻激起了辉格党文胆艾德蒙·柏克的激烈反驳，柏克表出版了《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并在里面提出了他的看法。

——光荣革命的原则不是变革，而是恪守传统。传统维护了社会的存在，因此是社会的基石。法国大革命正是因为破坏了传统，所以才将法国引向了崩溃，英国不能步法国的后尘，它必须维护传统，保障国家的安全。

而在柏克占据上风时，托马斯·潘恩出版了《人权》与柏克进行交锋。

潘恩在书中强调，每一代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政治制度，其先辈无权决定。选择政治制度是英国人生而有之的赋人权，英国人为保卫这个权利应该战斗到底。

但在现有制度下，劳动者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因此造成了他们的普遍贫困。只有恢复他们的权利，才能将他们从贫穷当中解救出来。

潘恩的《人权》一经出版，在一年内便突破2o万册的销售量。

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一系列主张改革的民间组织被建立了起来，类似‘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和‘伦敦通讯会’这样规模达万人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这一切都使得英国政府感到极为惊惧，他们认为这些组织的出现是革命的前兆。

于是本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准则，英国当局迅逮捕了伦敦通讯会和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的重要成员，并以叛国罪的名义对他们进行起诉。

伦敦通讯会主席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最终被判流放十四年，但其他大部分成员则被陪审团以证据不足宣判无罪释放。

而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议会改革运动也随之陷入低谷期。

但是从前记忆依然存在于议员们的脑海里，这也由不得皮尔爵士不谨慎应对。

毕竟经过这几十年的验证，托利党已经证明了，单纯运用暴力手段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

威灵顿公爵和皮尔爵士虽然反对议会改革，但他俩也同样坚定认为应当尽可能少的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尽管这一观点看起来十分矛盾，但确实是威灵顿内的现行政策。

他们寄希望于过段时间英国公众能够将议会改革的事自行遗忘，而不是采取暴力手段镇压集会。

但就亚瑟这两的观察来看，威灵顿公爵和皮尔爵士的算盘应当是落空了。

因为这一次掺和在议会改革中的人，可不光有人微言轻的工人群体，还有辉格党、大批教士以及托利党坎宁派与极端派人士。

就亚瑟目前观察到的局势来看，几乎伦敦上上下下所有阶层都在主张议会改革。

虽然他们想要改革的目的或许不同，但至少行为是一致的。

“不论是好是坏，改革总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要求扩大选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