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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凄惨下场撒尿侮辱（第2页）

“崔公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

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

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他毕竟不是鲜卑人啊……”

但直接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

是《国记》事件。

在太延五年，

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

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

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

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

采集了魏国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

据高允后来陈述，崔浩主要起到总裁大纲的作用，

此外还与高允负责国史中《先帝记》和《今记》部分的编写。

当时，太武帝要编国史的目的，

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

但是《国记》修毕后，

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

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

闵湛、郗标巧言令色，

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

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

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

营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碑林，

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

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

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

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

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

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