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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祖家将的地位（第1页）

天启年间“祖家将”的地位由上可知，辽人在关宁军初创阶段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那么被界定为以祖大寿为核心人物，以辽人兵将为主要成员的“祖家将”，就无法在关宁军中占据主导地位。

以“祖家将”的核心人物祖大寿为例，祖大寿是辽东宁远卫人，其父为晚明名将祖承训，但祖大寿并未因出身名将之门而获得庇护。万历四十三年（1615），时名祖天寿的祖大寿曾因事而被判处斩监侯，但没有受到处罚。随后，祖大寿成为辽东巡抚王化贞的中军。辽东失陷后，他率领避难兵民走觉华岛，《两朝从信录》载有时任辽东巡按御史方震儒奏疏一封云：

前月二十日，据监军道邢慎言等密禀，据回乡言，奴贼四外搜粮，今觉华岛尚有米豆二十余万，人民数万，船只器马无数，今祖天寿据而有之，旦夕与贼通，此山海剥肤之患……臣从芝麻湾票（泊）船，写牌十数道，一谕祖天寿，晓以利害；一谕溃回兵将，示以宽政；一谕岛上士民，激以忠义。又访闻祖天寿之婿吴良辅者，见在石门，臣自遣良辅同国卿往说之……天寿一见良辅，且闻臣在船上等候，不觉痛哭，生员数千百人见臣谕帖，亦哭，遂纠众投顺。

此时的祖大寿不仅是一名逃将，还曾被怀疑与后金有所来往。后孙承宗督师辽东，令其给粮饷器械于新归之辽人，负责修筑宁远。“大寿度中朝不能远守，筑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态度消极。孙承宗得知后，曾一度想处死祖大寿，后在袁崇焕等人的请求下逃过一劫，然孙承宗对祖大寿的态度依然不见好转：“祖大寿之族人阑出觉华，立斩其主者，而奴之水谍绝矣”。可以推知，此时的祖大寿对孙承宗既敬畏，又惧怕，双方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在孙承宗督师辽东的三年左右时间内，祖大寿的晋升非常缓慢，从孙承宗的《部署将领疏》可以看出，天启三年（1623）二月，祖大寿以参将复授参将管觉华岛水师，金冠以游击管参将事辅之。天启四年（1624），孙承宗在《叙列将官疏》中提到“寨子山参将祖大寿”。祖大寿的父、祖余荫没有对他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若祖氏家族政治势力足够大，则上述现象应不会生，此时关宁军中其他将领提升度较快，如宣府籍的满桂：“承宗幕下，文武辐凑，独用桂”。陕西籍的赵率教：“四年九月，承宗暴其功于朝。擢署都督佥事，加衔总兵”。相比他们，祖大寿的升迁度较慢，并未因父祖余荫受到眷顾，且明廷大臣对其并不信任。

综上所述，在整个天启年间，辽人、辽将并未受到明朝当局的重视，辽人应募从军者数量较少，以祖大寿为代表的辽东籍将领不受重用。据此可见，天启年间，关宁军不能视作由“祖家将”控制的，具有军阀色彩的“私兵家将”。

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期间，祖大寿在关宁军中的地位并不高，这意味着以他为核心的“祖家将”，并未在关宁军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天启五年（1625）孙承宗去职之后，关宁军的指挥权逐步落入袁崇焕的手中，在袁崇焕的领导下，以祖大寿为代表的辽人武将由于获得战功，地位开始上升，但始终未形成抗衡中央的局面。

经过天启六年（1626）的宁远大战，袁崇焕的地位逐渐上升，逐渐获得了关宁军的领导权。在袁崇焕领导期间，祖大寿因为战功而受到重视，逐渐得以提升，最终成为关宁军内的重要将领。在宁远之战中，祖大寿立下战功而受到袁崇焕的表彰。宁远之战之前，袁崇焕的报告中，祖大寿依然未领导主力部队作战：

奴酋入犯，本道与总兵满桂、同知程维楧住扎宁远，为死守计。城内以广武营步卒守之，更撤中左所都司陈兆兰，带领步兵与都司徐敷奏凭城为守。总兵标下内丁城上及四门为援，本道督内丁专一城内搜拿奸细。其传宣督阵则中军孙绍祖、何可纲、霍一厚、李国辅、黄惟正、彭簪古等是也。修武营参将祖天寿，领营内健丁出兴水瓦窑冲为援。

后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击宁远，“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与中军守备何可纲，坚执塞门死守之议”。在宁远之战中，祖大寿“当南面应援西南角”，当其冲地受到后金军队的攻击：

兵部奏：本月二十六日寅时，据宁前兵备道袁崇焕报，二十三日，大营鞑子俱到宁远，扎营一百。至二十四日，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炮打死无数。贼复攻南，推板车遮盖，用斧凿城数处，用捆柴浇油并搀火，导用铁绳系下烧走。至二更方才打退。

此役中，“大寿佐城守，巨炮伤数百人”。因其战功卓著，袁崇焕于战后向朝廷请功云：“满桂、赵率教业已加级，左辅、祖大寿、何可纲、金启倧应各加级，以励将士。”可见此时袁崇焕重用者仍然为满桂、赵率教两人，在他看来：“总兵赵率教，虑最精，满桂，气可鼓。”因此，此时的祖大寿地位虽有所提升，但依然未成为袁崇焕所依靠的大将。

在宁锦之战中，袁崇焕“以副将祖大寿为主帅，统辖各将，分派信地，相机战守”。将宁远防务交给祖大寿，其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宁锦之战后，满桂、赵率教两人之间生了严重矛盾，明廷“虑同城或偾事，遂召还”。满桂的调走客观上给祖大寿上升的机会。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明廷“加宁远副总兵、都督佥事祖大寿为总兵官，仍管副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