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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进军中原（第1页）

明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向崇祯报告说：经一年苦战，陕西境内的“流寇”已基本肃清。崇祯在接到这个消息时，顿时喜上眉梢。但过了没多久，他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他知道，这眼下的“匪患”并未完全解决，“革命”还尚未完全成功，诸位仍需继续努力。

本来陕西境内连年灾荒，再加上兵荒马乱、匪患横行，早已是赤地千里了。“流寇”们弄不到粮食，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他们便从崇祯三年开始纷纷渡过黄河跑到山西地界展去了。此时山西的防守相对薄弱，根本拿不下这些来势汹汹的“流寇”，再加上山西遍地饥民，纷纷加入了义军队伍，局面逐渐展得一不可收拾了。再到后来，曹文诏这员悍将带着三千精锐的辽兵跑到了山西，连砍了王嘉胤和赵胜这两位大佬级的人物，暂时压制了一下山西的“流寇”。但老曹后来又出兵去了陕西，以帮助洪承畴“剿匪”。山西的义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后，又“满血复活”了。

到了崇祯五年冬季，山西的义军犹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生根芽。过了没多久，就展到了二十多万人。这其中分为三十六家，大的数万人，小的数千人，他们各有各的老大。为了抱团取暖，这三十六家义军共推王自用为所谓的“盟主”，统领全山西的义军。

这王自用原是王嘉胤的手下，外号“紫金梁”。前文说过，在王嘉胤被曹文诏弄死的时候，王自用侥幸逃脱。按理说，王自用此人并非能力强之辈。他之所以被三十六家义军共同推选为盟主，主要是因为王自用造反早，是个老资格的“造反派”。他在崇祯元年的时候就加入了造反的队伍，在王二、王嘉胤、张存孟、赵胜这些最早起事的大佬们纷纷扑街之后，剩下的资历最深的就只有王自用和高迎祥了。王自用能当一把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主要因为他之前一直是王嘉胤的“心腹大将”。王嘉胤当年在陕西各路义军中就是带头大哥的地位，因此在王嘉胤死后，由他的兄弟来当大哥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虽然王自用当了三十六家的盟主，但其实并不能真的对三十六家义军进行统一指挥，大家还是各自为战。只是在内部遇到矛盾时，会由老王这位“元老”出面调解一下。说白了，这就是个类似于“调解人”角色。虽然老王这边儿无法统一指挥三十六家义军，但曹文诏那边儿却一刻也没有闲着，他开始暗中统一指挥调动山西各路明军准备出击了。

崇祯五年十二月，崇祯下旨，将曹文诏晋升为山西总兵，还给了他“节制秦晋诸将”的头衔。老曹的这一番晋升也就意味着此后山西的军事指挥大权就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了。由此可见，崇祯对这位老曹同志还是抱有极大期望的。

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曹文诏率三千辽兵出潼关，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此时山西的三十六家义军早已知道了老曹的赫赫威名，他们心里明白跟老曹硬怼是没有多少胜算的，只有避其锋芒才有生存下去的空间。有道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们在苦思冥想之后，还是想到了一个对付明军的办法。

此时的山西全省只有一万五千军队，北边的大同虽然还有不少边军，但要防蒙古察哈尔部入塞掠劫，不敢轻易调动。光靠这一万五千军队，根本没法控制所有的交通要道。结果就导致义军轻易穿过了太行山天险，突然出现在了北直隶的真定府（今河北石家庄）境内。

崇祯一听“流寇”都快杀到自己跟前来了，这还了得？对明朝来说，北直隶属于畿辅地区，是拱卫京畿的重要之地，而且这里是一马平川的地形。一旦这里出现漏洞，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说大批“流寇”跑到北直隶来了，那简直无险可守，京城可就危在旦夕了。崇祯慌乱之下，赶紧从从通州和昌平各调来两千兵，又从保定调来八千兵，并以左良玉为援剿总兵，前来封堵从山西跑出来的众“流寇”。

看到朝廷调来了重兵，义军决定避实就虚，转而南下攻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广平府（今河北永年）和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不成想，他们这次攻击竟然遇到了一个刺头儿。而这个刺头儿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卢象升。

卢象升是进士出身，后来官至大名府知府。虽然老卢这厮是个文官，但却力量过人、善于骑射，对军事也很有研究。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塞的时候，他以知府的身份召集了三千大名子弟北上勤王，立了一些战功，回来后就被提升为大名兵备道，负责大名、顺德、广平三个府的军事指挥工作。而他召集的这三千大名子弟兵，就成了他日后的核心部队——天雄军（大名唐代为天雄节度使驻地）的班底，这也是他赖以起家的嫡系部队。

虽然此时山西的“流寇”还没蔓延到北直隶来，但老卢却一直在留心观察着“敌情”，他还自己琢磨出了一套对付“流寇”的方法。他认为，“流寇”主要是靠到处流窜抢掠为生，官兵总是追在屁股后面，永远处于被动局面。为此，他想到了好主意，就是坚壁清野，让乡民们自己组织团练，把村镇都建起围墙，粮食牲畜全部收到围墙里，让“流寇”来了抢不到东西，到处碰壁。这样一来，这些“流寇”就会丧失继续前进的信心了。按这个思路展开，老卢把大名、顺德、广平三个府都搞了个“坚壁清野”的策略，各村各乡都大练乡勇，一副全民皆兵的架势。

从这年的二月到四月，义军先是攻打顺德府，结果被遍地的堡垒碰得头破血流，连个子儿都没抢到，只好撒丫子跑路了。紧接着，他们又去攻打大名府下的滑县（今河南滑县），结果老卢事先带三千天雄军预先布置好了伏击圈，义军一来就被杀得屁滚尿流、尸横遍野，最终狼狈退出。他们经此两次惨败，却依然没有死心，而是继续攻打广平府下属的临洺镇。老卢又带着天雄军前来驰援。这一次战斗极为危险，义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拼命地向下放箭，老卢的战马和随从都被射死，自己也被义军一箭射中了额头，幸亏头盔够结实才没有丢掉这条老命。但老卢却丝毫不惧，依然提刀往上猛冲，他连续手刃多人，一时杀出了威名。义军看到带头的老卢这个主儿如此神勇，一下子心态就崩了，都纷纷败下阵来跑路去了。

血战俩月，义军各路大小头目被老卢一下子给干掉了十一个，被斩者多达三千余人。义军出动了大量的兵力，却连一个小县城都没拿下来，这确实让人有些捉摸不透。于是，义军队伍里纷纷传言说“老卢这货就是个是‘卢阎王’，谁碰他谁就死”。自此以后，“卢阎王”就和“洪剃头”、曹文诏一起，成为了各路义军最为害怕的三个名字。

进入五月份，形势对义军越来越不利。西边的曹文诏几乎是荡平了整个晋东南地区，在山西境内的义军无法立足，只好纷纷越过太行山逃命去了。但往北走吧，有左良玉的一万多人马堵住了去路，往东走吧，顺德、广平、大名三个府又有打不过的“卢阎王”，最后只能向南走了。他们最后跑到了豫北地区的彰德府、卫辉府、怀庆府地面之上。而此时的明军已经攻克了登州，持续了一年多的登州兵变宣告结束，孔有德、耿仲明带着残部从海上投奔了后金。山东的战事一结束，崇祯马上又把四川总兵邓玘和他所率的三千多四川兵从山东战场上调到了豫北。如此一来，各路义军就被围在了豫北地区的狭小空间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此处南边是滔滔不绝的黄河天险，有河南省的明军守卫南岸，西边是曹文诏，北边是左良玉，东边是卢象升、邓玘，无论哪一路都突不过去啊。随着各路明军的“口袋”越扎越紧，义军的生存空间也就越来越小了。

眼看就要被活活困死，作为三十六家盟主的王自用急得火上房，整天都在讨论如何突破重围。王自用此时可谓是“压力山大”，由于他忧愁加焦虑，没多久就病倒了，又过了没几天便一命呜呼了。

王自用虽说只是个名义上的盟主，但毕竟有他这杆大旗在，大家多少就还有点信心。他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离去，三十六家义军更是士气大伤，看不到任何前途了。很多人开始偷偷和明军联系投降的事宜，有的硬骨头不肯投降，但也架不住手下的人纷纷跑路，人马越来越少，军心越来越动摇了。

崇祯一看眼下这大好的形势，简直是乐开了花，他瞬间又信心爆棚了。他感觉一举围歼“流寇”、平定“匪患”已是指日可待了。到了八月间，他又派出京营副将王朴率领京营兵六千人赶往豫北战场“助剿”。这样一来，豫北战场上的明军数量已达一万八千人，再加上“援剿”的曹文诏和邓玘所部的六千多人马，总数达到了二万四千多人。同时，河南省还有八千多守军驻守黄河南岸，明军围剿总兵力达到了三万三千多人。接下来，就是最为关键的“生死战”了。

到了十一月下旬，气温突然骤降，从垣曲到济源的这一段黄河一夜之间封冻了。义军领们经过一番商讨，决定利用黄河结冰的大好时机快突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包围圈内的两万多义军趁夜色全军行动，踏着坚冰冲过了黄河。等到防守南岸的明军现时，义军大队人马早已过河，黄河防线完全崩盘，成了摆设。

崇祯在接到奏报后，心里那叫一个气啊，到嘴的熟鸭子就这么飞走了，他恨不得亲手宰了这帮守卫黄河的“饭桶”。耗费了一年的时间，调动了数万精兵，花费了百万两的军费，却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崇祯他能不气急败坏吗？但崇祯是否想过就算将此股“流寇”剿灭干净，以后就不会再有其他的造反者了吗？

从此，“流寇”们挺进了广阔的中原大地，把大明帝国的腹心地区搅得是鸡飞狗跳、一地鸡毛。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