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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第2页）

黑影便消失了，鸦雀无声。翠姑想着会不会是自己眼花，下着大雪，又大半夜的，能有谁上山呢？就算有人上山，也是自己屯里的叔伯，自然是大大咧咧地进来了，怎么会在洞外探头探脑呢？

然后睡下，没想那么多了。

迷迷糊糊中，一个喘着粗气的身体压到了自己身上。翠姑拼命挣扎，并第一时间在黑暗中感觉到了压在身上的，是一向唯唯诺诺的刘科，便大声骂道：“刘科，你疯了啊？你赶紧走开！”

刘科喘着粗气，不依不饶地把自己的一双大手往翠姑的衣服里面伸，并狠狠抓住了翠姑的乳房，嘴里嘀咕道：“翠姑，我是真的喜欢你，咱俩迟早要这样的……”

翠姑依然死命地挣扎与反抗，但一个刚十九岁的姑娘，怎么拧得过一个二十出头的男人呢。翠姑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在山谷里回荡。从来没有人触碰过的水嫩的身体，在刘科的野蛮下，被撕扯得从此不完整了。

事后，刘科跪在翠姑面前，狠狠地扇自己脸，说：“我不是人，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对你的感情，才做了这事！翠姑，我决不会辜负你。”

翠姑默默地流着泪，穿好衣服，走到洞口，指着外面白茫茫的世界，对着刘科吼道：“你给我滚！”

三个月后，便发生了刘大姐说的老刘头那事，老刘头死的时候，都不知道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的，是怎样一个悲剧故事。翠姑也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那晚发生的事情，就算到老刘头死了，埋了，翠姑也不许刘司令对建雄和刘科说自己有身孕的事。

只是建雄后来一直纳闷，为啥唯一阻止自己和翠姑的老刘头走了，翠姑反而不怎么搭理自己了。而刘科，在那以后也躲避着翠姑的目光，每天长吁短叹的，不敢再有啥动作。

1976年夏天，刘科和建雄接到了家人要他们回去的信，欣喜若狂。欣喜到完全忘乎所以，快速地收拾好东西，急迫到似乎一天都不想留在山上，不想留在五岭屯。甚至两人像忘记了翠姑的存在，忘记了自己与翠姑之间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翠姑冷冷地看着两个男人抱着头在那哭哭笑笑，冷冷地看着这两个让自己的世界支离破碎，却又要完全把自己遗忘在这角落里的男人。翠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也没有说一句话。

刘科和建雄走的前一晚，翠姑一直站在几个人一起嬉笑的地方，就那么傻傻地站着，她还抱着最后一丝丝的希望，希望这两个男人中的某一位，会出来和自己见一面，哪怕是明天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自己的世界，最起码在离开这世界之前，对自己还有这么一个最后的安慰话语，也能让自己觉得一点点的欣慰。

一直等到天亮，并没有人出来找自己，无论是和自己两情相悦过的建雄；又或者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女人的刘科。

到清晨，翠姑默默地回到自己住的洞，仰面躺下。眼泪，就顺着双鬓那么不争气地流下，沾湿了头发。翠姑终于明白了，自己始终不是建雄和刘科世界里的人，不过是他们精彩的人生中一个短暂的过客。翠姑便恨，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这大山里？为什么注定要和屯里的所有女人一样，过那么乏味的一生。

刘科和建雄走的时候，翠姑没有去送。

哥回来时，拿回了一件很新的中山装，递给翠姑，说：这是建雄要我给你的，说是等你以后结婚的时候，你男人能穿着排场一下。

小来生下来后留给了表姐，翠姑始终不甘心，决定要离开五岭屯，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刘司令跟着建雄屁股后面满山转的那些年月里，听建雄说了很多山外的事，也满是向往。

1976年下半年，翠姑离开了五岭屯，变成了刘莎；刘德壮离开了五岭屯，变成了我所认识的刘司令。

那埋葬了故事的大山里，某一棵树下，始终咸咸的，因为某个女人在那，整晚地、傻傻站着地滴眼泪……那晚，那般傻傻等待着最后一句简单告别的翠姑，消失在这个世界。

多言：

纠察的臂章上，直接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XX警备司令部的字样，由此大家也可以知道，纠察的权力能到一个什么地步。

怎么理解呢？其实纠察就是宪兵。但宪兵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称谓，咱这边就叫纠察员，很低调的名字。纠察的职责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军队在区域内的管理，如军车检查、纪律监督。

第二个职责便是查军纪军容。军人衣冠不整，纠察给你两大耳光，是部队赋予的权力。之后在深圳的一家迪厅里，我遇到过一次纠察进迪厅检查。逮着小平头的便提到门外，要检查身份证。如果被发现确实是部队里的，或武警、消防兵便衣出来玩的，直接就是胶皮棍打到地上，很是气派。那晚我和小军、八戒也是一人一个平头，且块头都不小，我和小军都被查了身份证的。八戒没查……原因都懂吧，不解释。

当然，纠察另外还有些比较机动的工作，如特殊时期协助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临时警备勤务。而咱老百姓见到得最多的，就是在高速路上查军牌车。可别以为那是交警啊！那些大高个，便是纠察。咱共和国的宪兵！

第十二章阴谋

56.

听莎姐说完这十几年前的故事，我陷入了沉默。毕竟人心都不是铁打的，就算我现在把凶案怀疑的重点放在了他们兄妹身上，但面前这女人、这悲情的故事，却应该不是捏造。

莎姐说完也沉默了很久，抹了眼角的湿润，然后说道：“邵波，十几年了，这事埋在我心里，我也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离开五岭屯后，我和我哥便来了你们山东，一直在X城打零工，我们没有建雄和刘科的地址，那年代也没电话，一直到1985年，很偶然地才找到了建雄，可他已经是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了。然后，我和建雄就像现在一样，一起就是八年过去了。”

我点点头，然后抬起头来，问道：“那刘科没有问过你孩子的事吗？”

莎姐回答道：“他并不知道我有小来。”

我“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