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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2章 仁宣之治（第1页）

自明成祖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咨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

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

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明仁宗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

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

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

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

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

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

为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明仁宗和明宣宗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反贪倡廉便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中，对于都察院的整治，更是其中最具特色的措施之一。

除与民休养生息外，对待臣下，仁宣二帝则广开言路，善于纳谏。

明仁宗曾对謇义、杨士奇等臣子说：“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朕与卿等当用为戒。”可惜天不假年。

公元1425年，已经当了14年皇长孙的朱瞻基，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帝国的权杖。

这一刻，他的脑海里是否浮现出与爷爷一同北伐蒙古的场景？

秋风瑟瑟，战马长啸，少年朱瞻基与皇爷爷合兵一处，直捣蒙古老巢。只是，现在的他来不及悲伤，从皇长孙到皇太子，从皇太子到皇帝，朱瞻基要做的是胸怀天下。

明宣宗即位后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广开言路、纳谏的风尚。

他对大臣说：“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

明宣宗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

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

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轻刑措，也是仁宣之时的一个施政特点。明仁宗对刑部和都察院说：

“朕于刑法，未尝敢以喜怒增损，卿等鞫狱之际，亦当虚心听察，量其情实，有罪不可幸免，无罪不可滥刑。”

又说：

“若联一时过于疾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考，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于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

还废除了一些严刑酷法，如不许“于法外用鞭背等刑，以伤人命，尤不许加入宫刑，绝人嗣续”，还规定“自今惟犯谋反大逆者，依律连坐，其余有止坐本身，毋一概处以连坐之法。”

明仁宗在他死前不久，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控。

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在惩处时株连犯人的亲属（重大的叛逆罪除外）。

他断言，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明宣宗即位后，不仅继续轻刑措，而且注意教化。

他说：“百姓轻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因而命令各级官吏宜伸张教化，普及法律知识，以减少犯罪的行为。

明宣宗具有一定的司法才干，在位期间运用封建帝王的司法权力，对许多复杂的案件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裁决，并改善了司法制度，既体现出明代的某些法律传统，也反映出封建时代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特点。

出于某种需要，朱瞻基对武官犯法较为宽纵，但他的司法活动对明代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