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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页）

在N大学，人们称容女士都叫先生，容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独特的经历。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据说，她年轻时有过一个恋人，是N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抗战爆发那年，作为C市抗日救国中心的N大学，几乎每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腾腾地奔赴前线，其中就有容先生心爱的人。他从戎后，头几年与容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她，希望她耐心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得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为我们成婚之时！然后容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她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早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她自己组织家庭。

这就是容先生十几年身心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她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10年前，我去N大学采访时，她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厅里的一

张全家福照片开始的，照片上有五个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妇，是坐着的，后排站在中间的是容先生，二十来岁的样子，留着齐肩短发；左边是她弟弟，戴副眼镜；右边是她小妹，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才七八岁。照片摄于1936年夏天，当时容先生弟弟正准备去国外留学，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由于战乱关系，她弟弟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那时候家里已少一个人，也多一个人。少的是他小妹，被年前的一场恶病夺去了年轻生命，多的就是金珍，他是在小妹去世不久，也就是那个暑假里走进这个家庭的。容先生说——

【容先生访谈实录】

小妹就是那年暑假去世的，才17岁。

在小妹去世前，我和母亲都不知道金珍这个人，父亲把他像秘密一样藏在水西门小学的程校长那里。因为程校长跟我们家里少有往来，所以父亲虽然想对我们保密这人，但并没有叮嘱他不能对我们说。然后有一天，程校长来我家，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小妹去世的消息，是来表示慰问的。刚好那天父亲和我都没在家，是母亲一个人接待他的，两人谈着谈着就把父亲的秘密泄漏了。回头母亲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于是将孩子的不幸、聪颖的天资、洋先生的请求等，前前后后的都说了个大致。也许母亲当时心里的悲伤本来就是一触即发的，听了孩子不

幸的遭遇后，恻隐得泪流满面的。她跟父亲说：因芝（小妹）走了，家里有个孩子对我是个安慰，就把他接回家里来住吧。

就这样，珍弟进了我家——珍弟就是金珍。

在家里，我和母亲都喊金珍叫珍弟，只有父亲喊他叫金珍。珍弟喊我母亲叫师娘，喊父亲叫校长，而喊我叫的是师姐，反正都喊得不伦不类的。其实按辈分讲，他是我的晚辈，该喊我叫表姑什么的。

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对珍弟并不喜欢，因为他对谁都从来没笑脸的，也不说话，走路蹑手蹑脚，跟个幽灵似的。而且还有很多坏习惯，吃饭的时候经常打嗝，还不讲究卫生，晚上不洗脚，鞋子脱在楼梯口，整个饭厅和楼道里都有股酸臭味。那时我们住的是爷爷留下的房子，是栋西式小洋楼，但楼下我们只有一个厨房和饭厅，其余都是人家在住。所以，我们人都住在楼上，每次我下楼来吃饭，看到他臭烘烘的鞋子，又想到他在饭桌上要打嗝，胃口就要减掉一大半。当然鞋子问题很快解决了，是母亲跟他说的，说了他就注意了，天天洗脚和洗袜子的，袜子洗得比谁都干净。他生活能力是很强的，烧饭，洗衣，用煤球生火，甚至针线活都会，比我都还能干。这当然跟他经历有关，是从小锻炼出来的。但是打嗝的毛病，有时还打屁，这问题老改不掉。事实上也是不可

能改掉的，因为他有严重的肠胃病，所以他人总是那么瘦弱。父亲说他的肠胃病是从小跟洋先生喝梨花水喝出来的，那东西老年人喝可能是药，能治病，小孩子怎么能喝？说真的，为了治肠胃病，我看他吃的药比粮食还要多，他每顿顶多吃一小碗米饭，胃口没一只猫大，而且没吃两口就开始嗝上了。

有一次，珍弟上厕所忘记锁门，我不知道又进去，可把我吓一大跳。这件事成了我向他发难的导火线，我跟父亲和母亲强烈要求让他回学校去住。我说就算他是我们亲人，但也不一定非要住在家里，学校里寄宿生多的是。父亲先是没吭声，等母亲说。母亲说，刚来就叫走，不合适的，要走也等开学再说。父亲这才表态，说好吧，等开学还是让他回学校住。母亲说，星期天还是叫他回来，应该让他想到，这里是他的家。父亲说好的。

事情就这么定了。

但后来事情又变了——（未完待续）

是暑假后期的一个晚上，在饭桌上，容先生谈起白天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说去年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史上少见的旱灾，现在有些城市街头的叫花子比当兵的还多。老夫人听了，叹着气说，去年是双闰年，历史上这样的年头往往是大灾之年，最造孽的是老百姓。金珍一向是很少主动说话的，为此老夫人说什么总是照顾他，想把他拉进谈话中，所以特

意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双闰年。看他摇头，老夫人告诉他，双闰年就是阳历和阴历都是闰年，两个闰年重到一起了。看他听得半懂不懂的，老夫人又问他：

“你知道什么叫闰年吗？”

他还是摇头，没吱声。他这人就是这样，只要能不开口表明意思，一般是不出声的。然后老夫人又把闰年的知识给他讲解一番，阴历的闰年是怎么的，阳历又是怎么的，为什么会出现闰年，等等，讲了一通。完了，他像傻了似的盯着小黎黎，好像是要他来裁定一下老夫人说的到底对不对。

小黎黎说：“没错的，是这样的。”

“那我不是算错了？”金珍涨红着脸问，样子要哭似的。

“算错什么？”小黎黎不知他说什么。

“老爹爹的寿数，我都是按一年365天算的。”

“是错了……”

小黎黎话还没说完，金珍就嚎啕大哭起来。

哭得简直收不了场，几个人怎么劝都没用，最后还是小黎黎，非常生气地拍桌子呵斥他才把他呵住。哭是呵住了，但内心的痛苦却变得更强烈，以至双手像着魔似的在使劲地掐自己大腿。小黎黎责令他把手放在桌上，然后用非常严厉的口气对他说，但话的意思明显是想安慰他。

小黎黎说：“哭什么哭！我话还没说完呢，听着，等我把话说完，你想哭再哭吧。”

小黎黎说：“我刚才说你错，这是从概念上说的，是站在闰年的

角度来说的。但从计算上说，到底有没有错现在还不能肯定，要通过计算来证实，因为所有的计算都是允许有误差的。”

小黎黎说：“据我所知，精确地计算，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应该是365天零5小时48分46秒，为什么要有闰年？就因为这个原因，用阳历的算法每年要多5个多小时，所以阳历规定四年一闰，闰年是366天。但是，你想一想，你算一算，不论是一年用365天来计，还是闰年用366天来算，这中间都是有误差的。可这个误差是允许的，甚至没这个误差我们都难以来确定什么。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有计算就会有误差，没有绝对的精确。”

小黎黎说：“现在你可以算一算洋先生一生89年中有多少个闰年，有多少个闰年就应该在你原来算的总天数上加上多少天，然后你再算一算，你原来算的总天数和现在新算的总天数中间的误差有多大。一般上几万字的数字，计算允许的误差标准是千分之一，超过了千分之一，可以确定你是算错了，否则就该属于合理的误差。现在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误差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洋先生在闰年中去世，终年89岁，他一生遇到的闰年应该是22年，不会多，也不会少。一年一天，22年就是22天，放在89年的三万多天当中，误差肯定要小于千

分之一。事实上小黎黎悬悬乎乎地说这么多，目的就是想给金珍找个台阶下，让他不要再自责。就这样，靠着小黎黎的连哄带吓，金珍终于平静下来——

【容先生访谈实录】

后来，父亲跟我们说了洋先生喊他算寿数的来龙去脉，再想想他刚才的失声痛哭，我突然为他对洋先生的孝心有些感动，同时也觉得他性格中有些痴迷又不乏脆弱的东西。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珍弟性格中有很偏执和激烈的一面，他平时一般显得很内向，东西都放在心里，忍着，而且一般都忍得住，有什么跟没什么一样的，暗示他内心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承受能力。但如果有什么破了他忍受的极限，或者触及了他心灵深处的东西，他又似乎很容易失控，一失控就会以一种很激烈、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比如说他很爱我母亲，就曾为此偷偷写下一份血书，是这样写的：

老爹爹走了，我今后活着，就是要报答师娘。

这是他17岁那年，生了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期间我母亲经常到他房间里去拿这取那的，就发现了。是夹在一本日记本的封皮里的，很大的字，一看就看得出是用手指头直接写的，上面没有时间，所以也不知写于何年何月。但肯定不是那一两年里写的，估计是进我家的头一两年里写的，因为那纸张和字迹的成色都显

得有段时间。

我母亲是个很和蔼、善良而有亲情的人，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对珍弟，母亲似乎跟他前世结了缘似的，两人从一开始就很投缘，很默契，像亲人间一样的有灵性，有亲情。母亲自珍弟进我家的头天，开口喊的就是珍弟，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喊，也许是小妹刚死的缘故，她精神上把珍弟当作小妹的转世来想了。自小妹死后，母亲很长时间都没出家门，每天在家里悲伤，经常做噩梦，还常常出现幻觉，直到珍弟来了，母亲的悲伤才慢慢收了场。你也许不知道，珍弟会圆梦的，什么梦都被他说得有名有堂，跟巫师一样的。他还信教，每天用英语读《圣经》，书上的故事能倒背如流。母亲的悲伤最后能比较好又比较快地收场，应该说跟珍弟当时经常给她圆梦、读圣经故事是分不开的。这是两个人的缘分，说不清的。老实说，母亲对珍弟真是好，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把他当亲人看的，尊重他，关心他。但谁也没想到，珍弟会由此深刻地埋下报答之心，以至偷偷写下血书。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珍弟以前没得到过正常的爱，更不要说母爱，母亲所做的一切，一日三餐烧给他吃，给他做衣服，跟他问暖问寒，等等这些都被他放大地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时间长，事情多，他心里一定装了太多的感动，需要用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