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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的较量（第1页）

品味的较量#pageNote#0

一

北京仿佛在一夜间变成了大摄影棚，在三里屯或北三环的咖啡馆里，仿佛所有的人都在谈剧本和明星。拜产业电影局面所赐，关于影片评价的互动在朋友圈里也热烈起来。有时候会发生朋友间由于对一部影片评价不一致而分道扬镳的事，品味之争成为我们社交的重要内容。昨天我打电话与人聊《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她感慨说，她很喜欢这部电影，但很久了都不敢和别人聊！“看到朋友发的评论，我都怀疑和他们看的是不是同一部电影！”我们两人对此片意见几乎一致，交谈后都觉得愉快。

由于对一部影片评价趋向两极，一群人迅速分化。认为影片好的人可能会组成一个小的文化同盟，一起去逛街，吃火锅。但这同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直到下一部有争议的电影出现，以前彼此认同的人这次互相反对，人群重新组合，新同盟又一起去逛街，吃火锅。如此来回吃几次火锅，一个冬天就过去了。

我现在检视这样的经验，这是否说明了交谈的虚妄？有朋友说，这至少让我们消除了一个冬天的孤独，我相信这一点。有学者认为，孤独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生命状态，它破坏自己也破坏他人，会促成小规模的恐怖主义。通过充分交流来消除这种状态，让彼此的思想路径变得可见，这对于自身和社会都十分有益。

我

希望考察影评话语活动的发生机制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影评往往粗略分为两种，首先是一般化的影评（filmreview），这也有等级之分，一种是偏向普通观众的评价，比如IMDB和豆瓣的评分，还有一种则是发表在报章杂志或者网络上具有一定规模的文章。专业人士写作的评论一般叫作电影批评（filmcriticism），一般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用理论来解读电影，里面可能包含很多学术密码，就像学者之间的接头暗号。就我本人来讲，我希望打破影评和电影批评的界限，力图将专业见解转化为大众语言。这些年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体现了这一追求。电影评论的写法与发表的媒体相关，往往是媒体的倾向性塑造了写作的面貌。

当电影活动如此热烈，其在社会整体中的公共性就被大大加强了。当一部影片票房达到几亿人民币，观看者就有了几千万人，这样的影片是具有侵略性的，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影片，而成为一个基本语汇，进入了我们新媒体时代的“新华字典”，你只能尽量去学习和掌握，不然就可能会影响到你个人社交的质量。我说它具有侵略性，意思是说我们经常是有点被动地进入到电影院学习这个语汇的。它对人群具有整合与分化的作用，我们不自觉地陷入到了它提供的

文化网格里。

而当一部电影具有了如此这般的重要性，那么影评就会更具传播性，影评人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潜力也就越大。对于影片的评价，不仅关乎电影内部，也关乎电影外部；或者不存在单纯的内部外部，它关乎电影技术和美学的历史，也关乎政治理念，关乎我们对情节运转所存在的社会环境的整体把握。美学趣味的话语官司背后涉及阶层和经济利益、个人气质和身体特征、艺术经验和社会经验，这些因素一起对评价者加以制约，使得电影观影具有明显的不纯粹性。

二

评价一部影片可以有一百个角度，影评人往往因此烦恼，他有太多领悟，一篇文章难以囊括全部。我曾受绘画的启发，画家对于外部世界要有一种概括能力，需要“迅速抓住事物的轮廓”，获得事物的主要特征。这话对我非常有用，成为我写作的座右铭。后来我发现，我总是觉得我抓住了某部影片的最大特征，别人却总是和我不同，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才是最大特征各有判断。

我和朋友一起看新好莱坞1967年的《邦妮和克莱德》，我很兴奋，因为我很快辨认出那几乎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电影。两人抢劫银行但刻意不抢穿工人装的客户，他和被银行没收资产的农民黑人一起朝银行的标牌开枪，他们落难时被一群流浪汉模样的人救起，而邦妮的母亲

和一群矿工生活在一起。影片没有仅仅强调作为纯粹生命激情的犯罪，它对社会结构也有隐约的揭示。它处心积虑地为两位青年犯罪者辩护，显示了他们其实是有稳定的阶级立场的人。当我兴奋地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朋友却沉浸在影片所描绘的非凡爱情和枪战的刺激里。我们都觉得自己看到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这说明我们总是强化自己所最容易感受到的部分，忽略影片精心编排的其他部分，这可能导致我们的判断失去了整体性。

最近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2016）可用来证明影评价值的相对性。这部影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讨论中尽显参与者差异巨大的身份与阶层。我个人不喜欢这部影片，李雪莲与《秋菊打官司》（1992）里的秋菊一样执拗地告状，她和丈夫为了房子（后来揭示是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假离婚，丈夫假戏真做，丢弃她和别人结婚了，而且在公开场合送给李雪莲一个外号“潘金莲”。李雪莲不停告状上访，官员则竭力劝说和截访，最后李雪莲的前夫意外去世，李雪莲却觉得失去了告状的对象，意图上吊自杀。

在《秋菊打官司》里面，秋菊上访的理由一开始就交代了，她的男人被村长踢了，她的行为于法于理都是成立的。但李雪莲的诉求从法律角度来说连立案都没有资格。历经《秋菊打官司》

之后二十余年的社会进化，李雪莲的行为设定让人觉得相当怪诞，她似乎完全不具备现代知识，这是我不认同这个人物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影片的不认同，还在于其美学上的沿袭与陈旧，而其开创的强烈形式感，与《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技术探索相比，其人文内涵也相当粗浅。

但一位女性友人喜欢这部电影，她非常理解李雪莲的做法。“男人不知道女人在中国基层社会被叫了潘金莲之后，带给她的伤害是多么大！”这位朋友显然认为这个动机足以支撑李雪莲的怪异行动，所以她认同这部电影，她给这部电影打了一个更高的分数。我们对于这部影片的评价的差异，来自性别差异，但又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判断可能也反映了判断者过去生活氛围的人性状况。生活的判断必然地进入艺术判断和电影判断。

由于导演不给范冰冰特写，演员的美貌无法对观众的内心发生影响，无法增加观众对她所扮演的人物的心理认同，而当我们仅仅依据人物行动来判断的时候，李雪莲错乱的行动使得我们只好去认同官员。全部片长90％以上的时间里，这是一部偏官员视角的电影。在这个视角下李雪莲基本就是一个无赖。在过去的电影分析中，我们习惯于根据影片中人物行为的设定，去判断主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认为她应该得到什么样的

对待。现在的观众眼光显然在发展，他们更具有主动性，他们会质问作为叙事者的导演，你为什么要去设定这样一个人物角色，为什么要让人物这样去行动。一位著名的电影人对这部影片表示愤慨，他觉得冯小刚是电影界的孙东东，后者将访民看作精神病。

电影是凭借想象力的虚构，应该鼓励设定各色人物，哪怕有点疯狂，前提是这部影片没有严重打扰到我们的现实感。但上访的特殊性使得我们迅速运用我们的社会知识加以衡量，我们要求李雪莲这个人物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她应该更能体现“现象的本质”。

我觉得影片对李雪莲的嘲讽是过分的，而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竟然没有被冒犯，还有人表示赞赏，认为本片表达了中国真实的官民关系。人必须有自我承担的部分，必须“带着缺憾感生活”，我认可这样的哲学，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应该有相当的自主性，他有自我选择和自我决断的权利。而李雪莲一定程度上处于一种被支配的生活状态当中，生育的强制性是一个重要象征，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她的悲剧是在他者决断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就应该有人对她的悲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