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豆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电影艺术在延安的淬炼（第2页）

时间飞逝，转眼间，1941年的夏天来临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已经全部洗印出来，可以进行剪辑和配音了。然而，一件让袁牧之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当年的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到处兵荒马乱，到

处是炮火硝烟。在苏联的电影机构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向后方撤退的过程中，已经洗印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由于经办人的疏忽，丢失了。袁牧之痛心疾首，却莫之奈何。

战争，赋予了《延安与八路军》以重大的历史意义；战争，也给了《延安与八路军》致命的一击。人类总想创造些什么，但又从未停止去摧残。

袁牧之有一种伤及心扉的痛，在得到底片丢失的那个消息的瞬间，他感觉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他本能地坐下，躺下。

那丢失的是他这些年苦苦奋斗的缘由，是他的命！

但，他没有气馁，他要活着，他要回去，回中国去，继续他的梦。

然而，混乱持续着，炮火蔓延着，他尝试的所有回到祖国的路线都走不通。那好吧，就在这异国他乡留下来，继续找寻他刻印在光影中的幸与不幸、历史与今天。袁牧之随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找到在战火中仍然坚持拍摄电影《伊凡雷帝》的爱森斯坦，继续做他的助手。

爱森斯坦看过袁牧之主演的电影《生死同心》后，十分欣赏袁牧之的表演天赋，认为他是“天才”。后来，在爱森斯坦的信任和推荐下，处在异国他乡的袁牧之独立编导完成了当地吟唱诗人江布尔·扎巴耶夫的传记纪录片《江布尔》。“在江布尔的百岁诞辰即将到来

之际，苏联政府准备举行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其中就有拍摄一部表现江布尔百年生平的传记纪录片的内容。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接受了这个拍摄任务后，在精心挑选导演人选时，颇费周折。先是挑了几个苏联方面的电影导演，但都被否定了。后来，经爱森斯坦等几位制片厂资深艺术家的共同推荐，经过莫斯科制片厂领导反复研究协商，决定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来自中国的袁牧之。”最终，这部纪录片“既像一部诗剧，又像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在结构和手法上都很有新意。袁牧之对影片的新颖构思和创新的手法，受到了苏联同行们的一致好评”#pageNote#0。

战争是残酷的，不仅有前线的血肉横飞，也有后方的疾病和饥饿。另一件令袁牧之悲痛万分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10月30日，就在这一天，与他同来苏联的冼星海因身染重病去世。什么是生死与共，什么是患难真情，也许只有经历了那样残酷的现实，才能深深地懂得。

1945年12月，从阿拉木图回到莫斯科的袁牧之，接到了来自中国的消息，发自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点到了一批回国人员的名字，袁牧之就在其中。电报中要求，回国的人员要到东北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报到。

1946年2月，袁牧之搭乘飞机离开了他漂泊5年多的苏联，直奔中国东北的沈阳。

当飞机离

开地面的时候，伴随着轰鸣声的，还有他滚滚的心潮。那5年，是他带着自己的电影梦想流浪的5年，是他经历人世间大风大浪的5年，也是他深入学习、了解苏联电影模式的5年，此时的他，力量在手，抱负在胸。37岁的袁牧之在他的人生之旅上，又一次出发了。

飞机刚一降落，袁牧之就发觉，东北与西北的延安以及苏联的冬天各不相同，东北的冷是干巴巴的，还有点儿大咧咧，像东北的人。

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并不在沈阳，而是设在抚顺。袁牧之急匆匆赶到时，部长凯丰正等着他。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迎接他的还有他的老搭档钱筱璋以及田方、许珂等人。袁牧之和钱筱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互诉离别，开心地哈哈大笑。而说到他们的下一站，大家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长春！

是的，在长春，一座中国大地上电影领域的庞然大物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它此时的名字叫“满映”。

（二）让“红色电影”有了“声音”

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因为电影而改变了命运；他是影片的剪辑师，用一双灵巧的手对电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影片上却没有留下他太多的名字；他是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奠基者之一，做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但为人永远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他一生都在奉献自己，去世了，还

把自己的遗体献给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病理解剖，眼球则献给了同仁医院……

他，姓钱，名筱璋，其名从“小张”谐音而来。

1918年2月，江南微雨斜飘，春天刚露出俊俏的小脸儿，安徽芜湖一户贫困的钱姓人家，迎来了第三个孩子，靠维修钟表为生的父亲给这个瘦小的孩子起名钱德麟。

几年过去了，父亲看着钱德麟长不高也长不胖的身体，担心他长大后没有力气干重活，便下决心让钱德麟读书。而他的哥哥姐姐都因外出当学徒赚钱养家而与学校无缘。可是，在钱德麟13岁时，父亲去世了，家里再也无力供他上学了。14岁时，钱德麟到一家米店打工，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身体日渐瘦弱干枯。

1932年秋天，钱德麟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家人告诉他，在上海工作的堂哥阿英回来看大家了。

钱德麟抬眼看了看，疲倦无力的眼神把堂哥阿英吓了一跳。临走时，阿英做了一个决定：你跟我去上海吧，先住在我家里，慢慢找就业的机会。

阿英可是个大人物。他叫钱杏邨，原名钱德富，有很多笔名，当时叫得比较多的还有张凤吾，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剧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

带钱德麟去上海的时候，阿英刚刚接受了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剧顾问聘书。到上海后，经阿英介绍，钱德麟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技术科，学

习电影剪辑。此时，钱德麟才是一个刚满15岁的少年。很快，神奇的影像世界吸引了他。

因为阿英当时的笔名叫张凤吾，大家都叫他“老张”，钱德麟是他的堂弟，大家就叫他“小张”。时间长了，钱德麟干脆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钱筱璋”。

勤勉聪慧的钱筱璋很快就真正地参与了电影剪辑的实践。《生死同心》《清明时节》《十字街头》《夜奔》《马路天使》，都留下了钱筱璋“剪”的痕迹。

在拍摄《马路天使》的过程中，钱筱璋和袁牧之的交流非常多，袁牧之把这个小自己9岁的青年人当成自己的小兄弟。作为袁牧之拍摄这部影片的技术剪接助手，钱筱璋认真聆听袁牧之的想法，领会他的用心，一边潜心工作，一边不停地学习外国影片剪辑方面的艺术和技术，剪辑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有时，袁牧之也会同钱筱璋谈论一些政治问题，谈论各自未来的电影理想。而在日常生活方面，钱筱璋则经常帮这位花钱缺少计划性的大导演处理一些赎物或当物的工作。

电影《马路天使》剧照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袁牧之一边忙着文艺救亡演出队的事儿，一边筹划着到武汉去。钱筱璋则转行到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社当了摄影记者。待袁牧之最终确定了行程，他和陈波儿商量，要带上钱筱璋，寻找更广阔的电

影世界。

到达武汉的钱筱璋加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前身即汉口摄影场）。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新闻纪录片。《抗战特辑》的第2辑到第5辑、《武汉空战大捷》以及《电影新闻》第4辑等都是经过钱筱璋剪辑的。

拍完《八百壮士》之后的袁牧之，对赴延安拍摄《延安与八路军》做了精心的准备，本来是要带着钱筱璋同行的，但由于担心离开的电影人太多，会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同时也有别的任务分派的原因，钱筱璋被留在了武汉。1938年6月，由于政治上可靠，经陈波儿等人介绍，钱筱璋在武汉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刚刚20岁的青年感受到了信仰的魅力。

1938年8月，就在袁牧之到延安成立延安电影团的同时，钱筱璋因为日军进攻，武汉形势日趋紧张，而随中国电影制片厂撤至重庆。不久，又被厂里指派去香港做战时的电影剪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