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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红色电影血脉的聚集（第2页）

她的早期舞台活动始于此时。她参加了上海艺术剧社，随后以主要角色出演了《梁上君子》《爱与死的角逐》《西线无战事》以及《炭坑夫》等剧目，其舞台上的艺术表现能力日趋显现。

她的革命活动始于此时。1929年，陈波儿加入“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这一“同盟”是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不久，她便频频出现在革命群众的各项活动中，而这些活动有很多是共产党组织的。

她的感情生活始于此时。在大学里，陈波儿结识了一个叫任泊生的男生，在人生最美妙的年华里，两人相爱了。任泊生家庭生活富裕，父亲在越南做生意。相识相恋后的陈波儿，在读了三年大学后，随任泊生去了香港，并在那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陈波儿育有二子，

大儿子取名任克，二儿子则在两岁多时患病夭折。

远在香港的陈波儿想念上海，想念舞台，更想念与群众走上街头，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时的快意恩仇。1934年，在朋友们的支持下，陈波儿返回了上海滩。这一次，她把自己的人生从舞台搬到了银幕上，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青春线》。

她的银幕形象引起了刚刚成立不久的电通影片公司的注意。此时，袁牧之正奋笔疾书，创作剧本《桃李劫》。剧本完成后，在导演应云卫等人的研究策划下，男女主角分别由袁牧之和陈波儿担任。陈波儿也因为这部电影而转入电通公司。

“袁牧之和陈波儿为了塑造好各自的角色，配合默契，每次上镜之前，总是把要演的戏反复排练，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正式拍摄时，他们的戏都拍得十分顺利，导演应云卫对他们细腻、自然的表演十分满意。”#pageNote#1电影公映后，由于“她（陈波儿）在影片中成功地表现了女主角黎丽琳由新婚的愉快到失业的焦虑以及贫病中的痛苦的感情变化，表演细腻，真挚动人，立即获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赞赏，成为著名的演员”#pageNote#2。

大获成功的陈波儿紧接着又与袁牧之合作了电影《生死同心》。电影中，陈波儿塑造了一个国家危亡之际的小资产阶级女青年的形象，其正直、爱国的鲜明个性再一次打开了

观众的心扉，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民族精神和抗战决心。

在参与电影拍摄的同时，陈波儿还像袁牧之一样，拿起了笔，创作了一些小说和各类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评论者因此称她为“女明星作家”。

在舞台与银幕上亮相的同时，陈波儿还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早在1935年12月，在前期成立中华妇女同盟会、妇女生活社、妇女园地社等的基础上，她与史良、王伊蔚、沈兹九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并出任执行委员。1936年11月，陈波儿与宋庆龄等16人联名上书，申明抗日无罪、救国无罪，要求政府释放“七君子”。1937年1月，在民族危难日深的关键阶段，她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率领“上海妇孺前线慰问团”一路向北，到绥远前线给抗日士兵送去慰问，演出国防戏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多部话剧，一时成为士兵们重要的精神慰藉。

此时的陈波儿，身上已经表现出了社会活动家的浓重痕迹，在演出之余，她先后与聂荣臻、贺龙、傅作义、汤恩伯、宋哲元等国共将领见面，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讲明自己慰问演出的初衷。

在一系列爱国运动中，作为女明星的陈波儿，在才华横溢的能力之外，还兼有大方热情的个性、果敢无私的品性、一往无前的韧性。这令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人士瞩目

，她们多次找到陈波儿，希望她在更多层面有更多作为。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陈波儿积极投身于抗战剧《保卫卢沟桥》的演出中。之后，她参与组织“战后移动演剧队”，后改称“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在当年的秋天，她与袁牧之一起，启程赴南京。在叶剑英和李克农的介绍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她又与袁牧之一起转入武汉。在武汉，她和袁牧之共同参演了阳翰笙编剧、应云卫执导的《八百壮士》。电影中，她饰演了童子军旗手杨惠敏，其渡河给壮士们送旗帜的壮举感染了众多的观众，陈波儿也因此闻名全国。

1938年冬天，是中国的“至暗时刻”，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大片国土沦丧。然而，在前线，中国的抗日军民不屈不挠，以顽强的精神抵挡着日军的最优良武器。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一支被称为“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的队伍从大后方重庆出发，带队的正是陈波儿，她设定的路线是延安、晋西北、晋察冀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她的目标是发动中国的广大妇女参与到抗日战争中。

也正因如此，她与袁牧之有了1939年4月在河北阜平县马兰村的相遇，也有了邓拓赋诗的雅事。1940年年初，又是一个冬季，陈波儿率领“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返回了重庆。随后，她把各根据地风

起云涌的抗日浪潮及英雄事迹讲给大家听，让国统区的人民获知了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情况。

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1940年秋季，陈波儿奔赴延安，按下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重要的键钮。到达延安后，她首先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2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并于当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此期间，陈波儿发挥自己的艺术专长，“与人合作编导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创作了《伤兵曲》《劳动的光辉》等，导演了苏联名剧《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前线》《罗斯基》等，并创作电影剧本《边区劳动英雄》”#pageNote#3。

在这些剧目中，最成功的当属《同志，你走错了路》。这是陈波儿受延安文艺座谈会感染，与姚仲明合编合导的一部多幕话剧，是根据山东纵队的一段真实故事改编的。故事的梗概是：很多干部、战士抵制八路军某部的一位联络部部长，原因是这位部长对国民党顽固派只讲联合，却不懂得斗争，结果给革命造成危害，导致很多工作陷入被动，最后在大家的教育和斗争下，这位联络部部长幡然醒悟，不只他的生命，革命事业也得到了挽救。

让陈波儿没有想到的是，看过剧本之后，正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来自东北的将领吕正操找到她，希望能够在剧中出演国民党参谋长一角。

陈波儿欣然应允。令大家兴奋的是，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上了舞台竟然把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一时间，整个延安都轰动了。该剧还引来了陈云、彭真等领导同志共同观看。后来，该剧被确定为延安整风的辅助教材。

1943年12月，陈波儿接到通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想看看这部话剧。看后，周恩来专门邀请陈波儿和姚仲明来到自己的住处，对该剧表示了肯定，并希望他们再接再厉，编导演出更好的作品。

此时，陈波儿的身体并不好，已经被发现患有较严重的心脏病。但陈波儿仍然保持着战斗的状态，她要把自己的艺术作品当作武器，同侵略者斗争到底。

从1944年年末至1945年年初，延安街头锣鼓喧天，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隆重召开。一位名叫吴满有的农民劳动英雄的事迹吸引了陈波儿的注意，她觉得可以用吴满有为原型编写一部电影剧本，就叫《边区劳动英雄》。她为此找来编剧伊明，共同创作剧本。

1946年春天，剧本完成了初稿，核心内容是描写一个逃荒到陕北，翻身做主人后生产致富的模范人物的故事。但如何拍摄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此时延安电影团大部分人员已经离开，而且手里也没有拍摄器材。陈波儿为此找到组织寻求支持和帮助，并联系上延

安电影团留守在延安的程默和周从初等人，希望他们加入这个新的拍摄计划。在这之后不久，“她获领导批准，经重庆赴上海购买35毫米手提摄影机一台、电影胶片1万余英尺，以及几个弧光灯等”#pageNote#4。

正是这次经过重庆，在探望老朋友的时候，陈波儿获知一个信息：自己的丈夫已经另有新欢，重新娶妻。这令她心灰意冷。此时，唯有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伴她坚强。人生多变，感情多变，更何况在那样一个战争的年代！

就在买完设备回程的路上，陈波儿接到组织给她的新任务：赴东北兴山与舒群、袁牧之等人一起，在原“满映”的基础上筹建新的电影厂。陈波儿二话没说，把这些器材交给同行的程默带回延安，自己则直奔兴山而去。

程默不辱使命，把设备安全带回延安，并把陈波儿的嘱托转告伊明，剧本的后期修改和完善就靠他了，而且还要由他组织拍摄工作。后来，剧本是由伊明及柯仲平等人集体修改完成的，伊明则依托在1946年7月成立的延安电影制片厂组织拍摄。

令人慨叹的是，这部电影最终并没有完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电影主人公的原型吴满有在后来的战斗中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俘虏，还发表了公开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遂向延安电影制片厂发来电报指示：吴满有已被俘，表现毫无

气节，关于他的影片不再拍摄。

尽管这部影片没有完成，陈波儿却因为卓越的才能，受到中共高层的瞩目。组织把她派往兴山，是因为对她寄予厚望。

带着一路风尘，陈波儿先延安电影团一步到达了兴山。8月，是这个北方小城最迷人的时节，气温凉爽舒适，空气干净，甚至有些清脆。这种干净利落的感觉与陈波儿身上的气质十分相合，她喜欢这种有质感的美，也因此觉得这个小城处处都很亲切。

与舒群、袁牧之等人见面后，陈波儿对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在废墟之上，用如此快的速度，一个未来大型电影公司的基本面貌已经在热火朝天的劳动过程中显现出来，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舒群告诉陈波儿：待所有的厂房建完，人员齐备后，还要有一个新的人员组织框架，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酝酿。

到处都在建设未来，时刻都在思考未来！初到兴山的几天里，陈波儿每天都处在兴奋之中。当然，作为一个敏感的女性，她觉得那个老搭档、老朋友袁牧之似乎与以往有了些微的不同。比如，袁牧之从前就对她有好感，但总是与她保持着一个君子相交的距离，那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节制。但现在，袁牧之却经常主动表达对自己的好感，眼神、手势、话语，那种关心的态度似乎更加热烈，虽然仍含蓄，但陈波儿总觉得有

些不一样，那是一阵阵春风，有着吹热自己内心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