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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奠定新中国电影之基的四期人才培训班（第1页）

第二章

电影人才的培育与输送

一、奠定新中国电影之基的四期人才培训班

袁牧之是在1946年年底接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到兴山后近4个月的紧张建设，以及陈波儿和延安电影团成员的集体到来，电影厂具备了建立的条件。1946年10月1日，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批准，东北电影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舒群为厂长，张辛实为副厂长，袁牧之为顾问。

但不久，舒群就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的调令，离开东影赴东北大学任副校长了。

按东北局宣传部的部署，袁牧之接任东影厂长。但袁牧之犹豫了，他没有立即答应这件事。一天，他主动来到东北局宣传部的办公地点，找到部长凯丰，谈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告诉凯丰，自己只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对从事电影创作有一定的心得，也有一定的兴趣，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并不是自己所擅长的，希望组织上能够考虑他个人的愿望。

凯丰当然理解这位在电影创作上痴迷的艺术家。早在第一次进入长春接收“满映”之时，袁牧之就找凯丰提出，他担心自己全权接收“满映”有困难，后来才改由舒群负责。

“但你当时非常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接收的任务啊！”凯丰劝说道，“谁也不是天生就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我们摸索着前进，组织上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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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年4月，东影主要干部合影

尽管凯丰说了很多信任和鼓励的话，但袁牧之仍然有些迷惘，他觉得自己还是不适合做一厂之长。

“那你就再回去想一想，不急，组织上也会慎重决定。”凯丰看着袁牧之，目光中全是鼓励和肯定。

回到厂里的袁牧之仍然在不停地回忆，回忆他在上海的艺术工作，回忆他受到组织的信任在延安拍摄纪录片，回忆他去苏联的岁月，也回忆这一段在东北的经历。在这样一个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要重新给自己一个定位，但一时之间，他找不到改变自己人生的依据。

就在这时，陈波儿闻讯找到了袁牧之。她快人快语地劝他说，比起艺术工作来，行政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肯努力、肯付出，没有什么能难倒你，根本就不用有任何顾虑，大胆干吧！

没过几天，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下来了。宣传部在多方考虑之下，仍然觉得袁牧之是当时东影负责人的最佳人选，遂任命他为厂长。面对组织的信任，面对爱人的支持，袁牧之抖擞精神，消除心里的顾虑，他真的要大干一场了。

在新的组织机构里，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与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最初任编导室副主任，后任电影厂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在袁牧之的倡导下，东影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成立管理委员会，最初由袁牧之

、吴印咸、田方、陈波儿、何士德、许珂、王滨、钱筱璋和伊琳共九人组成。后来随着西北电影工学队和东北文工一团的加入，委员会又增加了钟敬之和沙蒙二人。

随着事业的发展，东影的人员不断增加，一个真正大型的电影厂的气派越来越彰显了。1946年12月31日的统计数字显示，此时的东影共有278人，其中日本籍员工81人。而到了搬回长春后的1949年5月，全厂人员已经达到983人。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更是发展到1193人。这中间，还有多批东影的人员离开东北参加北平、上海等地电影厂的接收，以及调转至外地参加电影生产工作。因此，东影员工的实际数量远远不止这些。

长影老职工与回访的日本朋友

20世纪40年代，在偏远的中国北方，物资匮乏，生活的艰苦是可以想见的。为了使大家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条件，袁牧之同大家商量，电影厂从最初的薪金制慢慢转为供给制。“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费折合二斤高粱米。发给日常生活用品：每月肥皂一块，牙粉两月一盒，毛巾四个月一条，牙刷四个月一支，吸烟者每月烟末五两。”#pageNote#0这样一种以平均供给为主的制度，一直持续到1949年10月，此时电影厂生产生活已经完全进入正轨，由供给制又改为薪金制。

在基本解决了大家吃饭

等生活问题的同时，袁牧之开始集中发力，他首先要培养一批能够担当大任的电影人。

1947年5月，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出身的东影总支委员白大方出现在兴山东影的一间临时改造而成的教室中，他此时的身份是东影第一期电影训练班班主任。面对40多位刚刚招收的来自呼兰、阿城、绥化等哈尔滨附近县份的青年学员，白大方做开班讲话，他希望各位学员克服困难，认真完成训练课程，熟练掌握电影生产技能，然后大展身手，用光影艺术报效自己的国家。

白大方绝非无名之辈。1913年7月出生于河北的他，自1935年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毕业后，曾经做过美术和音乐教员。1938年，他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9月受中共中央指派赴新疆，历任教育厅编辑室主任、文化协会编辑科长、新疆学院教授等多个职务。1942年因当地军阀背信弃义，破坏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他被投入狱中，4年之后才被营救出来。出狱后，白大方等人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后来他随部队来到东北，在1946年6月到达兴山，加入东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美学组组长、中国电影家协会艺术研究部主任、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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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年冬，东影第一期干部训练班结业合影

袁牧之清楚地知道，在狱中的白大方曾经写过一首表达心迹的诗篇，其中有“让带锈的铁门更加锁紧吧！我只要热血未凝，一片丹心永远归向延安！”。袁牧之找到白大方，对他委以重任，希望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能力，为未来的东影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电影人。

白大方等人不负众望。没有教材，他们就自己动手编写；学员听不懂理论，他们就现场把机器拆卸，然后再组装起来，用活生生的实践教学；更关键的是，在进行电影技术的训练之余，他们加开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革命形势，革命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原理，特别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都是培训的重要内容。而在当时，学员把后者称为政治课，把前者称为业务课。

经过长达9个月的学习，以放映为主要专业学习课程的第一期训练班结束了，40多位结业的学员被分配到各个生产岗位上，表现都很突出。

随着生产形势的发展，需要培训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没有等到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在1947年9月，袁牧之就推动开办了第二期，90多位学员在第二年的3月结业。后来还组织了第三期和第四期。第三期的举办时间是1948年7月到1948年10月。前三期训练班主要在兴山举行，从19

48年12月开始的第四期，学习的地点改在了长春。

袁牧之给训练班配备了强大的师资力量，除第三期的班主任由陈一帆担任外，其他三期都是白大方。第一期、第二期的政治指导员则是于蓝，第三期的政治指导员是高维进，葛炎则作为第四期的政治协理员。

随着东北解放的步伐越来越快，从第四期训练班开始，东影招收学员已经面向沈阳、锦州、大连、长春、吉林和哈尔滨等东北全域。“东影的四期干部训练班，是在战争形势下，采取短期训练的办法，以政治教育为主，兼学电影业务，迅速培养干部的一种好形式，这对解决当时人员不足，起到了及时补充的作用，并通过这种形式训练积蓄了一批具有初步电影专业知识的干部。”#pageNote#1四期培训班共招收学员650多人，为电影厂的生产繁荣以及后来支援全国电影事业做了最好的人才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