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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影艺术在延安的淬炼（第1页）

二、电影艺术在延安的淬炼

（一）《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之路

1938年10月1日，换上八路军土布军服的袁牧之和他的同伴们，穿过数万株苍苍古柏，迎着带有三分冷肃的秋风，站到了桥山上的黄帝陵前。袁牧之把这里选为他的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第一组镜头的拍摄地。已经安静地睡卧了四千多年的黄帝陵，第一次迎来了现代文明的产物——摄影机。

土布军服的衣摆随风飘动，袁牧之感觉自己的胸襟满是历史之风、时代之风。一介书生，一个文人，更兼敏锐多感的艺术家，当他被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涤荡之时，其内心的激越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之所以选择黄帝陵作为第一组镜头，袁牧之是想借此唤醒中华儿女，宁死不屈、保家卫国。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1938年8月，袁牧之与吴印咸一路风尘来到了距离黄帝陵一百三四十公里远的延安。按照事先的安排，他们直奔八路军总政治部。

延安欢迎你们！作为大上海的艺术家，袁牧之和吴印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常常被人追逐着、簇拥着。总政治部已经做出安排，正式成立电影团，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担任，袁牧之任总编导，吴印咸负责摄影工作。

最初的电影团仅有六七个人，且只有袁牧之和吴印咸是真正拍摄过电影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门外汉。但电影团

的成立往往被认定为人民电影的源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电影在真正意义上从此诞生。

延安电影团确定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为这部电影确定了四个部分：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人奔赴延安、延安的基本情况、八路军的军事生活、在延安学习后青年人到抗日前方开展各类工作。为此，袁牧之又细分了两个拍摄时段，先在延安地区拍摄完全部需要的素材，然后进入华北敌后根据地实地拍摄。

在延安拍摄期间，让袁牧之心里一热的是，陈波儿从重庆来到了延安。这对曾经在银幕上有过完美合作的伙伴，早已经在内心有了深深的默契。彼此交流时，因为一个眼神在身体内引发的化学变化，让袁牧之沉迷。

这对合作伙伴感情的火花却首先绽放在了舞台上。袁牧之和陈波儿一起，合作编导了舞台剧《延安三部曲》。这三部曲分别为：奔赴延安、延安生活、上前线去。1939年1月6日，舞台剧在隆冬时节上演，虽然只演了四五场，却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部剧中引人瞩目的还有两个元素：一是陈波儿扮演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小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后来成为长影著名喜剧导演的吕班在剧中亮了个相，他演唱了一段大鼓书，为开赴前线的人们送行。

1939年1月下旬，袁牧之告诉

陈波儿，他们在延安的拍摄已经基本完成，准备到华北敌后根据地继续拍摄电影素材。陈波儿为袁牧之感到高兴，祝福他早日完成这一伟大的梦想。就在他们计划离开延安的前一天，袁牧之等电影团的成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毛泽东请他们到自己的窑洞做客，并在窑洞中“宴请”了他们。

尽管简陋，但袁牧之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信任，这种信任影响了他人生的后半程。席间，袁牧之慨叹胶片等拍摄材料短缺，在炮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想出去买一点儿胶片都是困难的。毛泽东则把话题引到了胜利之后，认为那个时候，电影工作者就有英雄用武之地了。毛泽东是浪漫的，也是乐观的，但总是坚定的。这给袁牧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向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发，可不是件容易事儿。他们要穿过一层又一层的封锁线，其实就是在刀尖上走路，不，不是走，是跑。最多的一次，他们背着摄影器械，一口气跑了七十多公里，但袁牧之竟然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累。也许是30岁的身体十分结实，也许是精神紧张和亢奋，袁牧之自己分不清，也不想分清，反正那样的日子，把一个人体内最极致的状态调动了出来，那种感觉太神奇了。

1939年2月初，大西北的寒冷慢慢温和下来，袁牧之这个江南水乡出生的南方人，经受住了战争和

自然的双重考验。而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也到达了——驻守晋西北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在这里，袁牧之见到了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袁牧之向他们提出要拍摄师部首长在前线活动的镜头，还要拍摄部队生活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活动。贺龙和关向应指示相关人员全力配合。

1939年4月，春风四起。袁牧之和电影团的同人又从晋西北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二军分区，见到了分区司令员赵尔陆。除了拍摄他们一直想要的镜头外，他们还意外地在这里拍摄了抗大分校的军事教育活动。

1939年6月，夏热渐浓。袁牧之等人又来到四军分区，见到军分区司令员熊柏涛和政委刘道生。在军分区领导的关怀下，他们又在纪录片中加入了妇救会、儿童团等电影素材。

白求恩做手术的场景

同年7月，夏日炎炎。袁牧之历尽艰辛，进入三军分区。在这里，袁牧之和电影团的全体人员受到了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的接见。聂荣臻告诉袁牧之等人，这里有一个外国人，名叫诺尔曼·白求恩，让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拍一拍。于是，拍摄组成员们临时把对白求恩的拍摄加入新的计划当中。

白求恩大夫为八路军看病吴印咸摄影

此外，他们还拍摄了三军分区制造弹药和补给的活动

。由于需要做很长时间的跟踪拍摄，他们在三军分区一直逗留到秋风习习。

1939年10月，在《延安与八路军》开拍一周年之际，袁牧之等人来到了一军分区，见到了司令员杨成武、政委罗元。在这里，他们赶上了一次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大扫荡”，追随着白求恩的脚步，袁牧之等人冲上了前线，拍摄到了白求恩在前线抢救伤员的很多画面。后来，因为受到感染，白求恩牺牲了。袁牧之又组织大家拍摄了白求恩追悼会的珍贵场景。

1939年12月，袁牧之迎来了自己在中国西北的第二个冬天。由于已经积累了大量素材，袁牧之和吴印咸等人商量，由吴印咸和徐肖冰各带一组人马继续留在前线拍摄，袁牧之则带着已经拍好的底片火速赶回延安，想方设法进行后期制作，让《延安与八路军》早日与观众见面。

得知袁牧之要返回延安，部队首长担心他的安全。正好此时关向应要回延安开会，便与袁牧之同行。一路数日，两人朝夕相处，相谈甚欢。快到延安的时候，关向应把一张写着字的纸交给袁牧之。袁牧之展开一看，原来是关向应写给党组织的介绍信，大意是：袁牧之经过一年多的革命历练，已经符合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我可以做袁牧之的入党介绍人。“你尽快去找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吧，向他

提出入党申请。”关向应说。

回到延安后，袁牧之即刻写了入党申请书，并找到陈云。不久，袁牧之便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袁牧之盘算着，如果有一丝可能，便马上出发去香港，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然而，让他焦心的是，去香港的交通路线已经被战争切断，一定要去香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风险太大。后来，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反复权衡，做出了到苏联制作后期的决定，由袁牧之全权负责。

《延安与八路军》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拍摄出来的电影，要有中国的元素在其中。袁牧之又向上级组织提出，应该给这部电影配上具有中国风格的音乐，所以，希望能有一位懂中国民族音乐的艺术家同行。最后，冼星海被特批与袁牧之同赴苏联，参与制作影片的后期。

令袁牧之感到突然的是，就在他和冼星海确定了出发的日期后，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杨家岭的邀请，毛泽东要给他们饯行。

踏着春天刚刚冒芽的青草，迎着阵阵温暖的春风，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袁牧之、冼星海以及冼星海的爱人钱韵铃、女儿妮娜，一起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毛泽东给袁牧之和冼星海倒酒，给妮娜夹菜，告诉她多吃点儿鸡肉。那鸡是警卫员听说主席要请艺术家吃饭，专门跑到老乡家里买回来的。毛泽东的目光和蔼但高远，他告诉

袁牧之和冼星海，到苏联后可以考察一下电影事业和音乐艺术的建设、管理和发展经验，作为今后新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借鉴。

1940年5月，袁牧之一行到达西安办理出境手续。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创建长影时的同事钟敬之，两人交谈甚欢，对未来都很憧憬。

足足过了半年，1940年11月，袁牧之和冼星海才辗转来到莫斯科。北风呼号，白雪纷飞，又是冬天了。袁牧之通过第三国际的关系，把《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素材送到苏联有关部门去洗印。而他自己，则带着毛泽东的嘱托，想办法来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这位在中国已经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宁愿从实习导演做起，还当场记，为别人做助手。从这里入手，袁牧之开始摸索苏联国有化电影体制的管理经验。让他更感兴奋的是，他在这里还认识了电影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当时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早已经在电影界闻名遐迩。袁牧之心甘情愿拜爱森斯坦为师，给他做拍摄助手，用心学习电影拍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