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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工人阶级开启的工农兵银幕时代（第1页）

二、由工人阶级开启的工农兵银幕时代

有一座特殊的桥，通向未来中国电影的核心人物塑造的价值遵循，开启了新中国电影的“工人叙事”。

有一座特殊的桥，让一众电影艺术工作者走向了艺术的新生，从此踏上了创作的辉煌之路，他们的艺术生命不断如火般喷薄、燃烧。

有一座特殊的桥，让一座曾经坐落在东北深山老林中的电影厂迅速腾飞，它的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人才培养方式，从此开始深深地影响全中国。

1949年8月19日，上海《大公报》这样评价：“《桥》到了上海，文艺处在大光明戏院试映招待文化界。热烈的掌声始终不停，大家热爱这部影片”，“这是中国影坛上的一声春雷，为国产片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指示了国产电影制作的最正确方向，文艺和工农兵结合，这部片子是典型的范例”。

1949年第6期的《文艺报》刊载蔡楚生的观后感：“主题是如此之鲜明，题材是如此之现实，感情是如此之健康，贯穿在全剧和洋溢在全剧中的是一种崇高的人类的爱——一种工人阶级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献身的伟大精神……《桥》是划时代的制作。”

1950年2月27日，新华社的一则综合消息这样报道：“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第一部故事片《桥》的摄制，这也是第一部描写作为新社会的主人翁

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影片。《桥》放映后，立即受到广大的观众特别是工人的热烈欢迎，南京等地的工人发起向老梁学习的热潮，有三十七个工会向电影工作者和制片厂献旗。”

当然，《桥》也存在着拍摄粗糙等问题，《东北日报》还为此专门展开了一次热烈的讨论。但无论如何，《桥》作为当时的一部现象级电影，它的出现耐人寻味，它的价值毋庸置疑。“东影的艺术家大多来自延安解放区，他们对党当时的文艺方针有较深的理解。这使东影创作一开始就坚定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自觉地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因此，东影第一部故事片选定为工业题材，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自觉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鲜明的标志。”#pageNote#0

从今天的视角看，《桥》的创作团队相当“豪华”。1948年10月15日，在东影的一间会议室里，一群后来的“大咖级”人物被厂领导集结起来，他们的目标是拍摄一部长故事片。

此时，剧本已经基本没有问题了，那就是由于敏编剧的《桥》。前一年的冬初，厂长袁牧之和艺术处处长陈波儿找到了于敏，希望他能去工厂体验生活，然后拿出一部以工人为主题的电影剧本。

于敏二话没说，打起背包，由兴山直奔哈尔滨，进入哈尔滨机车车辆厂。整整3个月，于敏同工人师傅一起

生活，一起劳动。

体验生活流的汗越多，灵感来得越多。3个月后，于敏思如泉涌，奋笔疾书。招待所已经住满了人，没有地方，于敏就在招待所的大厅中，坐在一个大柱子边上的环形椅上，把纸垫在膝盖上书写。

也正是这一次人生体验，让于敏同工人结缘。《桥》问世后，于敏在1952年后将家安置在鞍钢，一住就是26年，创作出了《高歌猛进》《炉火正红》《无穷的潜力》等多部电影剧本。也是这一次人生体验，让于敏与电影结缘，不仅创作了多部电影剧本，20世纪80年代，他还与电影界人士一起创立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其评奖的“六字方针”和“三十二字原则”正是由他参与提出的。

“六字方针”，即“学术、争鸣、民主”。“三十二字原则”，即“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

看过《桥》的剧本后，袁牧之和陈波儿双双认可，便有了1948年10月15日的筹备会。他们确定，由王滨执导此片。

王滨来头不小。1912年出生于山东昌邑县夏店村的王滨，自小就对人性有着敏锐的感受力。1930年，他获得了一个到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旁听的机会，从此便深入阅读文艺作品，还开始学画，并接触戏剧演出活动。这一年的年底，他考入

上海联华影业公司设在北平的电影演员养成所。1931年，他参演电影《故宫新怨》，1935年自编自导电影《海葬》，其间还编写了《红雪》等大量剧本。1938年，他与挚友于敏同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延安总政治部宣传队副大队长、鲁迅艺术院实验剧团副团长等职。1940年，他执导曹禺的话剧《日出》，1944年参与创作、演出和导演歌剧《白毛女》，1947年担任东影导演。

在执导了影片《桥》之后，王滨又与水华合作导演了《白毛女》，奠定了他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白毛女》曾获第六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等荣誉。遗憾的是，王滨于1960年1月突然病逝，年仅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