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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影工业的南下之路（第1页）

二、电影工业的“南下”之路

1950年，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到北京出任中央电影局局长的袁牧之筹划着在北京建立洗印厂。周从初的名字在他的心里反复出现，对于洗印事业的开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东影的同事们对周从初奉调入京，既欢欣鼓舞又恋恋不舍。大家在他离开之前专门拍了合影，作为在东影工作的纪念，也作为东影又为新中国输出一种电影工业类型的纪念。此时人们的心情逐浪而高，东影人从东北“南下”的脚步迈得愈加从容。

来到北京之后，周从初第一时间到袁牧之处报到。这是老朋友、老战友、老同事的相见，也是新国家、新事业、新未来的期许。袁牧之告诉周从初，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筹建北京洗印厂成为重中之重，也迫在眉睫。北京电影制片厂目前正开足马力进行纪录片、科教片、故事片的拍摄和准备，目前的洗印力量不足，希望周从初全力以赴把筹建工作做好，所需人力、物力，中央电影局将尽力保障。

经中央电影局协调，西四石老娘胡同带有一栋三层小楼的院子被划拨过来。周从初带领48名筹建人员，把洗印厂的牌子挂了上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电影洗印事业，从中国东北的长春迈入北京，并由此更加大踏步地向前进。《百万雄师下江南》

《中国人民的胜利》等新中国早期具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录片正是在这座院落被洗印出来，走到全国观众的面前。

在周从初离开长春之后，东影化学工厂继续开足马力生产再生胶片。1951年4月，化学工厂发生了体制管理上的第一次变革：当时所属文化部的电影局鉴于化学工厂在全国胶片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将其划归中国电影器材公司，但厂址和工厂人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它的生产活动更趋全国一盘棋，在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的总体计划下进行。从1952年开始，其名称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化学工厂改称为东北感光材料研究所。这一名称持续到1953年的11月。之后，又由东北感光材料研究所改为东影照相纸车间。

1958年7月，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保定胶片厂，也就是后来的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开始动工兴建。这也是当年中国最大的感光材料生产基地。为了增强技术力量，早日建成投产，长影照相纸车间的大量技术人员在国家统一调配下，支援该厂建设，用实际行动加速了新中国电影工业的起步，其中就有后来做出重大贡献的技术骨干张东生、马成岩、张景禹等。经过艰苦努力，1965年，保定胶片厂正式建成，电影胶片、照相胶片、特种胶

片、彩色照相纸、各种磁带成为其后几十年中该厂的生产品种。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乐凯”胶卷即源于此。

与化学工厂一样，1951年4月，按照文化部电影局的统一部署，东影的机械工厂也被划归电影局统一领导。同时，机械工厂的一半以上技术人员被划拨了出来，共有78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南下”南京，建设南京电影机械厂。而这78人中，带队的则是东影机械工厂厂长彭虹。可以说，支援南京电影机械厂建设，东影几乎是倾囊而出。正是这近80人的“南下”队伍，成为南京电影机械厂的骨干力量。

早在1949年5月南京解放之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便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发去了一份电文，电文中提到了建设电影器材厂事宜。#pageNote#0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文化部电影局布局了新中国的三个城市为电影机械研制生产基地：南京、上海、哈尔滨。南京电影机械厂于1952年1月3日正式成立。建成后，迅速在1952年6月仿制苏联的10台16毫米电影放映机。1957年，研制出“和平牌”35毫米手提摄影机。从1952年到1965年，共生产各类电影放映机28865台，各种电影摄影器材和辅助设备2082台套。#pageNote#1

20世纪50年代保定电影胶片厂注册的“友好”牌商标

由于东影

较早地建立起了电影发行机构，为了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也把电影发行机构建立起来，早在1949年7月，中央电影局就把时任东影制作处处长的罗光达调至京城。罗光达是浙江吴兴县人，于1910年1月19日出生。在28岁那年，他在上海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职业青年救亡团。不久之后，即来到革命的圣地延安。在这一年的7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一名新闻摄影记者。后来鼎鼎有名的《朱德在马上》《太行山上》《金顶妙峰山的哨兵》《白求恩在前线抢救伤员》等照片均出自罗光达之手。1942年，罗光达出任晋察冀画报社副社长、社长，后在1944年创办了《冀热辽画报》。后组建东北画报社，任社长。1948年，他调至东影任制作处处长。

来到北京的罗光达先是出任中央电影局发行处处长，并专门负责筹建中国影片经理公司。为了加强筹建力量，时任东影放映科科长的罗光达、宣传科的副科长李芒也同时调到了北京。1949年12月，中南影片经理公司、西北影片经理公司、西南影片经理公司正式成立。罗光达出任西北影片经理公司副经理，原东影发行科副科长拓新则出任西南影片经理公司经理。1951年2月1日，负责全国电影发行的总机构中国影片经理公

司筹建完成，正式建立，罗光达被组织任命为该公司经理。

罗光达在北京开启的电影工业之旅，同其他“南下”电影人承担起的建设与传播的使命一起，迅速汇集到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洪流之中。包括罗光达在内的众多电影人，继续为他们心中热爱的电影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新中国电影事业也因为他们而逐浪前行。

从上海到延安，再到长春、兴山，最后又回到长春，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发生的这一次横跨中国大地的电影迁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事件；而在电影“红色基因”、人才培育、艺术范式、类型选择、管理体制以及工业化道路的建立、发展和对全国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方面，长影充分发挥了“摇篮”的作用，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永远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