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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影人才的南下与西进（第2页）

支援北影的人涵盖了新闻片组、幻灯片组、音乐组以及录音科、洗印科、美工科、摄影科、秘书科，由钱筱璋带队于1949年4月1日离开兴山

，到达长春短暂停留后，4月4日启程入关。

为将北影建设得更加强大，1949年7月和9月，已经成立的中央电影局再次电告东影，分两批把东影照相科和音乐组共29人调往北影。

一时间，北影人欢马叫，一片发展的兴盛之景。正是曾经在东影工作的田方和这70名左右东影员工开启了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辉煌的未来。

不仅如此，东影派往关内随军拍摄的18个摄影队中的10个，为了更加有利于制片，并支持新的电影厂，未及返回东北便划转给了北平电影制片厂。1949年七八月间，又有近20名东影新闻片组的人员调给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新闻纪录片的制作从东影开始转移到北影。随着不断壮大的新的事业的需要，1953年7月1日，这些人员又从北影划出，正式建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年东影新闻片组的人员成为新影最基本的骨干。钱筱璋在刚刚成立的新影厂任副厂长，后于1956年开始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一直到1980年。

长影旧址博物馆洗印车间展区

（二）组建中央电影局

“我已经接到指示，要离开这里，以后我们常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故走前需要向厂内，及哈、长、沈各地老区干部谈一谈。我们已有了120多名关内来的、党培养了十几年的党员，比《水

浒传》的108将还多些，这是我们这一事业的本钱。”#pageNote#0

1949年2月初的兴山，一片隆冬的景色，雪白的沃野连接着起伏的远山。在东影的一间会议室里，由关内老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正在召开。袁牧之做了精心的准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即将离开兴山赴北平组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临行前，他要把工作做系统安排，同时也是对同志们的一种深情嘱托。

在革命乐观主义的工作旨趣中，与很多人不同的是，袁牧之总是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他说：“我们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新的面貌，见到成绩，获致胜利……我们不能仅从乐观方面来看，也要估计到在这局面下发生的危险，这是我离此前所感到不安的……我研究了一下，在这新局面下有三种危险的病：一种像鼠疫，一种像白喉，还有一种也许像霍乱。……在我离开前，想替同志们打三针预防针，希望不要有人病倒。我走后，希望留厂的同志继续领导防疫；但最好的方法是本着对党对事业负责的态度，自己时刻预防。”

袁牧之为三种危险的病开出的“三针”分别是：集中思想、反对经验主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随后，他又向大家坦诚地表示，自己身上有不少缺点，比如，不会领导学习、性子急、脾气差，希望大家继续给予他中肯的批评和

建议，共同把事业做好。

袁牧之

最后他说：不久的将来，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电影文化生活的普及与提高，这一重担将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应该努力改正缺点，力求进步，承担这个重担。

在会议之前，经与东北局宣传部沟通，袁牧之把东影的领导重任交给了老搭档吴印咸，并确定了进北平筹建电影领导机关的小组成员，共8个人，主要是党总支书记陈波儿、办公室主任赵伟、美工科杨海洲等。

关内老党员会议结束后，吴印咸主持了隆重的送行会。依依不舍的员工们与袁牧之拍照留念，昔日的战友分别与他热烈相拥。

1949年2月14日，踩着嘎吱作响的白雪，袁牧之一行踏上西进的火车，在人们的挥手告别中，缓缓离去。

与兴山不同，3月的北平已经春风拂面，温和的气息十分浓烈。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正在等着袁牧之的到来。他们告诉袁牧之，新中国电影领导机关的名称、组织机构的设置都需要马上确定。

经过反复的研究与协调，最终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最高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央电影管理局”，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下设艺术委员会、制作委员会、私营企业管理委员会和艺术处、制作处、办公室、发行处几个大的部门。电影局的首任局长由袁牧之出任，大名鼎鼎的蔡楚生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史东

山任制作委员会主任，陈波儿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后，电影局的隶属关系转移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名称仍用“中央电影管理局”。“在中央人民政府第11次会议上，正式任命袁牧之为中央电影管理局局长。从此，袁牧之肩负起了领导全国人民电影事业的重大使命。”#pageNote#1

袁牧之，这颗被祖国最北面刚毅的风吹过的种子，由东影输送的籽粒最饱满的种子，从此在京城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吐露芬芳。

（三）支援并建立上海电影制片厂

就在袁牧之离开兴山的一个多月之后，又一支队伍从兴山的火车站出发，伴随着隆隆的火车声，过哈尔滨、长春、沈阳，经天津、北平、济南，直奔南京和上海。带队的人是钟敬之，6名东影的骨干与他随行。一路上，看着车窗外解放了的村庄和田野，钟敬之等人心情激荡。

4月下旬，钟敬之等人到达了北平。他们听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已经在4月21日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长江中下游北岸集结的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按照刘伯承司令员下达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确定的战术原则，开始强渡长江，向国民党汤恩伯部、白崇禧部发起进攻。几十个小时

过后，三野一部就把红旗插上了南京的总统府。

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京解放”的号外飞遍了北平城。钟敬之立即联系铁路方面的人员，第二天即赴南京。

车至徐州，战场上的新消息再次传来，三野主力已逼近上海。形势发展之快令人猝不及防，本来直奔南京接收的东影员工，在钟敬之的调配下，分成两路。因为钟敬之清楚，东影在南京还有4个放映队，至少能为接收增加十几个人手。

钟敬之等人进入南京时已经是5月初了，那也许是这座国民党政府用作首都的城市的最好季节。南京4月即已入春，6月才算入夏。5月的南京，到处郁郁葱葱，秦淮河流淌的历史古意与文化诗情并没有因为战争化为乌有，反而更让人生出怜爱。夫子庙里延续的精神血脉，还在不间断地灌溉着这片江南柔美的土地。

烟花绚烂中，钟敬之与著名剧作家、导演于伶的手握在了一起。随即，钟敬之带来的东影人员与于伶一起按路上的谋划，留拓新等人带领两个放映队，在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帮助下，接收南京电影机构，钟敬之则与于伶一起，带领另外两个放映队及其他人员直奔上海。

此时，南昌等地都已经相继解放，但上海的国民党守军还想利用坚固的工事做最后的顽抗。就在上海被三野主力攻占的前一天，钟敬之与于伶顶着炮火，穿越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