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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及知识的科教片以及冲破重重困难的译制片（第1页）

三、普及知识的科教片以及冲破重重困难的译制片

1919年1月，袁乃晨出生于河北省雄县道务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原名叫高萌。在他刚刚4岁时，因为生活所迫，父亲带着他到东北谋生。1935年，16岁的袁乃晨逃亡到北平，入知行实习学校学习，第二年转入北平第一中学。1938年6月，在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下，血气方刚的袁乃晨参加了八路军冀中军区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二团，任政治处宣传干事。同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被调到特务连任政治指导员。

骨子里面就有艺术细胞的袁乃晨，为配合政治宣传，创作并导演了小话剧《汉奸的下场》。上级组织发现他的艺术才能后，于1939年调他到一二〇师二支队战捷剧社担任演员。从此，他的人生定格在文艺工作的道路上。后来他还担任了戏剧队长、副指导员等职务，在《军火船》《顺民》《皇协军》《我们的连长》等话剧中出演主要角色。

1946年，由于东影急需文艺人才，他被从晋西北调到兴山，任演员剧团副团长。在他初登银幕，于《留下他打老蒋吧》中小试牛刀之后，袁牧之把科教片拍摄的重任交给了他。

众所周知，日军在侵华期间，曾经在东北秘密抓中国人进行细菌试验，准备打细菌战。细菌试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鼠疫蔓延，在1945年后向非疫区扩散，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预防鼠疫》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科教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拍摄的。影片的编剧和导演都由袁乃晨来担任，为了保证拍摄质量，他找来经验丰富的马守清做摄影。

科教片的第一要义就是通俗易懂。袁乃晨用朴素的语言，形象而生动地把如何做好预防说得清清楚楚，比如“煮沸消毒”“药物消毒”“火烧灭蚤”等。1948年夏天，这部影片正式与人民群众见面了，在消灭鼠疫的过程中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

就在第一部科教片拍竣之后的1948年7月，袁乃晨的身影出现在哈尔滨莫斯科电影院二楼的一间会客室。坐在袁乃晨对面沙发上的人名叫聂司库伯，是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中国东北的总经理。他的旁边是一位男翻译，名叫马良福金，还有一位女秘书。中间的小圆桌上摆了几盘专为招待袁乃晨的茶点。而袁乃晨这边只有他一个人。

聂司库伯代表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中国东北办事处，袁乃晨则代表中国东北电影制片厂，他们要在一份合同上签字，合同都是中文的，一式两份。合同的内容很简单：由东影把一部苏联的影片翻译成中文。

就是这样一份简单的合同，开启了新中国译制影片的先河。对于慢慢扩大的东北解放区来说，文化生活的需求很旺盛，

但在20世纪40年代，除了唱唱革命歌曲、演演话剧，就只剩下电影了。可那时候的中国电影产量不高，苏联电影有很多，可都是原版，中国人看不懂。把影片由俄语译成汉语，是东影的新任务。为了尽快完成这一任务，袁牧之找到了袁乃晨，让他先到哈尔滨的苏联影片输出公司接洽一下。

见面后，袁乃晨自报家门，说明来意。这让苏联人也很兴奋，但他们有些怀疑。

“你们翻译得了吗？”聂司库伯问。

“我们翻译得了！”袁乃晨肯定地回答。

“如果你们翻译得了，我们感到满意，今后我们苏联影片的华语对白版，就全由你们中国翻版。如果你们翻译不了，我们将交给香港或是印度去制作。”聂司库伯说。

“这可以。”袁乃晨再次表示。

“你们先试一部看看。”聂司库伯最后说。

两人商定，合作要有所依据，所以需订立合同。

随后，袁乃晨赶回兴山，把事情的进展向厂长袁牧之汇报，并递上草拟的合同。袁牧之看后完全同意，责成袁乃晨尽快完成合同签订。第二天早上，袁乃晨又乘火车赶到哈尔滨，正式与苏方签订了合同。

1948年8月，苏方把翻版片的素材送来了，影片的名字叫《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中译名为《普通一兵》）。

此时，袁牧之为充实翻译力量，把厂里一位懂俄语的青年孟广钧调给了袁乃晨，

后来又增加了俄语翻译刘迟。

然而，第一次尝试翻译，他们却失败了。原因是，袁乃晨想找最好的翻译。大家都知道，东北书店的徐立群是一位名家，于是他们就专程请徐立群翻译了电影的脚本。可问题在于，徐立群认认真真用了一个月翻译出来的脚本虽好，却是按舞台剧的形式创作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录音的要求，所以，当台词录出来的时候，与原词相差甚多，口型不吻合，语气对不上，感情上不来。

袁乃晨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法：“孟广钧先把俄文原意翻译过来，并数出俄语音节，把当中对不起来的音节用虚字添上。然后由刘迟喊口号，孟广钧读俄文原词，袁乃晨读译文台词，根据所差的时间，再增减虚字，最后由刘迟记下确定的译文。”#pageNote#0这就是后来被人们广泛传诵的“对口型”的配音方法。

袁乃晨后来在《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的诞生》一文中回忆说，俄文与中文毕竟有太多的不同，有时候虽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发音时可能完全相反，“发现台词中间的张口和闭口口型，我们的中文译词常和画面相反，这一来又得改动译文，寻找和画面相吻合的单字或单词。简单找个词填上，这并不难，但找一个恰当的词，这就难了。我和孟广钧就苦思冥想，绞尽了脑汁去搜寻理想的字或

词。我俩抱着字典查找，为了一个字和一个词，常常花上一两个小时，甚至花半天的时候。一旦找到了，高兴得哈哈大笑”。

这项富于开创性的工作虽然苦，袁乃晨等人却在探索中找到了真谛，进入一种苦中作乐的状态。他们乐此不疲地寻找着，创造着。就这样，用了整整6天，终于把所有的台词翻译完成。

接下来，就是为这部影片对口型排戏并录音。他们选择东北军大文工团的演员来为电影配音，但这些演员正在齐齐哈尔拍摄另一部电影。袁乃晨便和孟广钧等人赶到齐齐哈尔，用他们的空余时间开展工作。他们选择张玉昆为声音刚毅浑厚的男主角马特洛索夫配音，选择吴静为声音清脆甜润的女主角札木阔娃配音。

原东影职工日本技师们在长影录音室

所有的配音都完成了，他们又找到张家克以及日本籍的技术人员高岛小二郎、山元等人为电影做最后的录音。

1949年5月16日，已经搬回长春的电影厂，召开全厂职工审片会，审看《普通一兵》，结果从上到下都非常满意。袁乃晨与孟广钧击掌相庆，然后背上行囊，再赴哈尔滨。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东北办事处选择莫斯科电影院二楼的小放映室审看此片。影片结束，灯光亮起，苏方总经理聂司库伯站起来走向袁乃晨，握住他的手，左手竖起大拇指，兴奋地说：“你翻

译得好！祝贺你的成功！今后苏联影片的华语对白版，就交给你们制作！”

随着事业的发展，根据袁乃晨等人对翻版片的探索，1949年3月，东影决定成立翻版片组，由袁乃晨、孟广钧、凌元和黎东群组成。1949年7月，获得了苏方认可之后，将大量翻版片的译制工作，在翻版片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翻译片科，第四期训练班的部分学员、华北大学的文艺骨干、齐齐哈尔文工团以及从吉林、哈尔滨、长春招考来的员工等，四面八方的人才会聚过来，会聚到译制片事业的大旗之下。由于成就卓著，1952年，袁乃晨奉调入京，担任了当时文化部电影局翻译片组的组长，主持全国的译制片工作。

在几十年后的2004年，袁乃晨获得吉林省颁发给他的长白山文艺奖终身成就奖。而到了中国奥运之年的2008年，袁乃晨则获得了第十七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15年10月5日，袁乃晨于长春逝世，走完了他创新、奉献、孜孜不倦的一生。他为新中国电影“七个第一”贡献青春年华、聪明才智的历史功勋，已经彪炳在电影史册上，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