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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民歌路（第1页）

※四十年民歌路

初秋的台北西门町，电影院一条街，侯季然导演以两年时间锤炼完成的纪录片《四十》正在举行试映会。除了导演团队，促使这部纪录片得以诞生的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陶晓清与李建复也出席了。《四十》以台湾民歌四十周年（1975—2015）的演唱会为依托骨架，结构出一部有血有肉的民歌运动简史。陶晓清是当年的音乐电台主持人，催生了许多歌手、歌曲、专辑与演唱会的诞生，被誉为“民歌之母”；而以《龙的传人》主唱身份红遍华人社会的李建复，则正挑起中华音乐人协会的大梁，主导了民歌四十周年演唱会与相关活动的成型。

这不是一部容易的纪录片。民歌运动中诞生了无数的年轻歌手、创作者与歌曲，当中，已经传诵海峡两岸的，不计其数。兹信手拈来：歌手、创作者如齐豫、蔡琴、胡德夫、李建复、苏来、侯德健、李宗盛、李泰祥等；歌曲如《橄榄树》《龙的传人》《小茉莉》《蜗牛与黄鹂鸟》《抓泥鳅》《今山古道》《兰花草》《再别康桥》等；更别说还有许多大陆听众不一定熟悉，但在台湾听众心中却已是经典的人物与作品，比方说杨弦、李双泽、杨祖珺、原野三重唱。如果全部收录在影片中，估计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那么，该如何取舍呢？

《四十》剧照

导演从最早的“民

歌三杰”切入，即杨弦、胡德夫、李双泽。我们看到久居美国的杨弦、在家乡台东的胡德夫的生活样貌，以及他们对早逝的李双泽的怀想。今年胡德夫刚刚在大陆出版了《我们都是赶路人》一书，也出席多场演唱会，而杨弦仅于2007年在北京Mao吧办过一场演唱会，大陆听众对他未必熟悉。至于李双泽，早在1977年因为水中救人而过世，但是他的传奇与影响力，却在众多歌手心中挥之不去。

《四十》剧照

回到四十年前，杨弦还是个大学生，跟许多听电台西洋音乐、照着杨光荣编写的吉他教本苦练的年轻人一样。如果只是为了“撩妹”，唱唱当红口水歌就够了，但杨弦志不在此。1975年，他发表了一系列以现代诗为词的歌曲，并举办一场演唱会，就此正式拉开民歌运动的序幕。这一年，被后人视为民歌元年。

当时，杨弦、李双泽经常出入于台北的哥伦比亚咖啡厅，为一众文青听众演唱，被封为“台版鲍勃·迪伦”的李双泽，已经因为1968年台湾民歌采集运动，以及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艺运动的影响，开始思索回归乡土、创作新曲的问题。就在这时，他发现了正在开铁板烧餐厅的胡德夫，就催促、鼓励胡德夫唱自己家乡的歌。胡德夫也教了杨弦几首，包括卑南族耆老陆森宝创作的、写给同族兄弟的《

美丽的稻穗》。

《四十》剧照

这股“唱自己的歌”的风气，正在酝酿、扩散。当时在中广担任音乐节目DJ的陶晓清，不时会收到年轻人录制的创作歌曲录音带。她试着在原本以西洋音乐为主的节目中播出，想不到获得很大的反响，于是她继续鼓励年轻人寄创作歌曲来。1977年的“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即是这些新曲的集大成者，之后还结集出版了唱片。此后，陶晓清继续鼓励年轻人创作，同时也组织、推动各种演唱会，至今未休。这是她被誉为“民歌之母”的原因。

《四十》剧照

就在各种新曲诞生的时刻，发生了所谓的“淡江可口可乐事件”。这事件最被津津乐道的，就是李双泽在淡江大学的一次西洋歌曲演唱会中，摔破一个象征美帝的可口可乐瓶，并挑衅地要大家不要再唱洋歌，要唱自己的歌。这其实是以讹传讹，李双泽并未摔破可口可乐瓶。他只是拎了一瓶可口可乐上台，主张不再唱洋歌。他唱起“国父”纪念歌以及台湾民谣，台下听众有鼓掌叫好的，也有大开汽水瓶的。

这其中，最尴尬的就是当天演唱会的主持人陶晓清。虽然她已在鼓励年轻人创作新曲，但西洋音乐依然是年轻人的主流喜好，而作为电台主持人，她的态度是不管东方西方，只要是好歌都值得欣赏。而李双泽，当时正跟“保钓运动”后从西

方回到台湾的反帝与左翼文艺圈有密切交流，故而选择以看似激越的手段，来唤醒深受美国主流文化影响的同代年轻人，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这股潜伏的潮流中，作为主持人的陶晓清，就成了箭靶。这个尴尬甚至是阴影，多年来在陶晓清心中始终挥之不去。《四十》真切地传达了这种心情。影片最后，她选择以写信给已逝的李双泽的形式，作为对他的理解及和解。

这一份理解与和解，跨越四十年，得之不易，更令人珍惜。在今天各种矛盾冲突交杂、自媒体泛滥成灾的时代里，又有多少发自内心的理解与和解能够被看到、被传达、被接收？台湾民歌运动的风云波涛与多元包容，要在这些婴儿潮世代终生不悔的各自努力中去认识和感受，为此，我们当要再创新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