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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流浪记（第1页）

※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流浪记

2015年于重庆

他在一座巨大的石砌房屋的外廊和庭院里，走走、停停、看看，把相机对准一个窗框、一盏廊灯或一段栏杆，弯下高大的身躯，把微凸的眼球塞进相机的取景框里，细长粗糙被廉价雪茄丝熏黄了的手指缓缓地拧着镜头，站直身体，把相机从三脚架上拔下来，把刚刚拍出的镜头播一遍，调整角度，把相机插回三脚架，再把眼球塞进去。

在这个燥热的北京的下午，他已经不断重复这些动作近三个小时了。

这里是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段祺瑞曾经的府邸，三番五次的“革命”以后，这里已成了闹市中的大杂院，瓜分了各个客房的小户人家把老式电锅放在红漆的窗柩边。

夕阳西下，他决定收工，瘫坐在旁边的小咖啡馆的藤椅里，回播着一个个镜头。“好的镜头只有这一个。”他把相机递给身边的助手。镜头里，先是清晰的远景，石屋二楼森严的廊桥老柱高高在上，然后远景逐渐模糊，近景骤然清晰，一楼精雕细刻的石砖侧面的花纹里，流泻出一道青苔，就像民国志士的疾呼划破了北洋专制统治的铁幕。

2012年于北京

这是2012年的7月盛夏，导演张钊维在为他收官阶段的纪录片《反对者·陈独秀》拍摄串场的空镜。为了拍这部片子，他走过了三个大洲十几座城市，数十所高校、研

究所、博物院、纪念馆……

“我用心做的东西，虽然不是太好，但十年之内没有人可以超越。如果别人再不努力一点的话，那就是二十年。”张钊维说，他的情绪很淡，就像在说今天的菜里多加了一点盐。

“我的民歌研究就是这样，《陈独秀》也是。”在台湾出生的张钊维早年专注民歌研究，如今他更主要的身份是纪录片导演或制片人，工作的重心也从台湾转向了大陆。台湾民歌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是张钊维的硕士论文，“音乐教父”李宗盛将此书在2003年的再版发行视为音乐界对过去三十年民歌文化失落的反省之举；陈独秀研究界的泰斗唐宝林看了《反对者·陈独秀》后说：“张钊维的片子具有博学的特点，对‘反对者’的思考和阐述，以及暴力革命带来法国大革命血腥专政的思想，都比我和其他陈研学者思考得深和广。”

一

听张钊维讲对事物的看法，会觉得有点“玄”，甚至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与张钊维合作的年轻纪录片工作者陈立说：“他有一点捉摸不透，好像他总是在想很多事情。他看起来闷闷的，说话慢慢地，声音不大，可是说出来的话会让人静下来认真地听他说，也让人思考。”

张钊维说的话很难让人不认真思考一番，他的观点总是语录式的，简短、蜻蜓点水，底

下却好像有一整片汪洋。他说：“我们要做的纪录片，是关于伦理，而不是关于品德或德性。”……一位大陆知识分子在听闻这“语录式”观点后说，张钊维的这种风格让他想起尼采。诗人木心曾说，他喜欢尼采，尼采是不事体系的。

用“不事体系”去评价张钊维的思考，或许是个中肯的说法。如果抓住他的一句“语录”，要求张钊维解释，张钊维会显得有些紧张和尴尬。他会尝试用各式各样的例子、用不同的方式和词汇去解释他的想法，却最终还是得靠听者的一点默契和一些努力才能完成沟通。

毕竟，这些十来字的“语录”，就像他自己一样，历经了多地，用了三十多年来搅拌酝酿，才在一片混沌中逐渐成形。他的表达能力不算好，将四逸的思想归入一个体系，于他几乎是要用一生来完成的。

二

张钊维在台湾属于被称为“学运世代”的那一代人，生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上大学，读过左派禁书，办过地下刊物，睡过“野百合学运”中的自由广场，跟几个学生中的“异议分子”在校外租房子住，一如描绘“学运世代”成长过程的电影《男朋友·女朋友》中的场景。

张钊维的两位舅舅都曾因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而坐牢，反抗思想在他家中遂成禁忌，年少的子女们只懵懵懂懂地知道有这么两位神秘的亲戚，隐隐约

约地感受到政治的冷酷与灰霾。

张钊维一直都不知道两位舅舅所犯何事，直到他成为纪录片导演后为公共电视拍摄关于台湾“学运”的纪录片，才在被称为“白色恐怖第一案”的“基隆中学案”的受迫害者名单中发现了大舅舅的名字。那时，舅舅早已定居美国，他也已届不惑之年。

受到七八十年代社会对理工人才的推崇的影响，张钊维大学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电机系，却热心地参加了校内的文学协会。80年代后期的台湾清华大学，回流了一大批在岛外学习过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学说的学者，左派文化在校园中崭露头角。张钊维所在的文学社团的指导老师吕正惠就是一位具有左倾思想的学者。在吕正惠的影响下，这个文学社团开始热衷于阅读陈映真、黄春明等本土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批判与进步的思想随之生长起来。

反叛的思想一旦闯入了青年当中，就像胚芽掉进了沃土，再也没什么能阻挡它的蔓延生长。张钊维和他的朋友们，越发受到左派文化的吸引，反抗意识逐渐浮出水面，他们开始与校外的“工运”分子接触，参与政治反抗活动，搬到校外一起生活，组织地下社团，印行地下刊物。

他们将自己的地下社团称为“后清华工作室”，他们为自己的地下刊物画恶搞的插图，把评论版定

名为“宝贝，我们可以瞎掰一整夜”，用调侃的话语谈论有关校园民主化的严肃问题……

1990年3月，时任台湾清华大学台湾研究社社长的张钊维踏上中正纪念堂广场，在一张大瓦楞纸上写下“清华人”三个大字，他与这块大牌子，还有许许多多热血的台湾大学生，一起在广场上守候了五天五夜。这五天里，李登辉答应了学生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废除临时条款、制定政治经济改革时间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