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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对文学革命的退让与反击（第2页）

胡适是新道德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倡导者，也是白话文学的探索者。他的白话戏剧《终身大事》、杂文《差不多先生传》、新诗集《尝试集》都是新文学史上的开风气之作。《终身大事》是中国最早的话剧作品之一，内容是应和女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新思潮。这出独幕剧原用英文撰写，因一个女校要排演这个戏，胡适便把它翻译成中文。可是，由于这出戏里的女主角田女士与人私奔，竟没有女生敢扮演这个叛逆的角色，因而将剧本奉还给胡适。《终身大事》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胡适在“跋”中对此事作了说明：“这出戏本是因为几个女学生要排演，我才把它译成中文的。后来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这几位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堂似乎不便演这种不道德的戏！所以这稿子又回来了。我想这一层很是我这出戏的大缺点。我们常说要提倡写实主义。如今我这出戏竟没有人敢演，可见得一定不是写实的了。这种不合写实主义的戏，本来没有什么价值，只好送给我的朋友高一涵去填《新青年》的空白罢。”《差不多先生传》这篇文章讽刺了中国人做事随意将就却自诩圆通的陋习痼疾，文笔浅白风趣，是广为流传的现代散文名篇。

《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其幼稚是众所皆知的，比如经常被引为笑谈的《蝴蝶》（原题《朋友》）。诗中说：“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朋友》，《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这类所谓诗歌，粗浅直露，无意境，无留白，几无诗韵可言，当然是尝试的代价。

作为古文学家与旧文化的续命者，钱基博对胡适的白话诗文极为反感。他批评胡适的文章“坦迤明白而无回澜；条理清楚而欠跳荡；阐理有余，抒情不足”，又批评胡适的新诗，“伤于率易，绝无缠绵悱恻之致”，“只耐一回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9页。但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他却编撰出版了一部白话文教材《语体文范》。教材中收录了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的白话文，显示出作为古文家的编者试图努力接纳并理解白话文。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国民学校教授语体文。时任无锡县署三科科长的钱基厚，提出无锡国民学校教授语体文的暂定施行办法。作为其中的一项措施，由钱基厚之兄钱基博编著的白话文教材《语体文范》由无锡县署三科于当年7月出版发行。

《语体文范》共分三门七类，在“序跋类”下收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以及钱基博自己所写的《题庞生文后》。《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名作，此书只有上卷，主要探讨先秦哲学，下卷一直未完成。

钱基博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的文字艺术赞赏有加。他认为，此文有条有理，说来头头是道，真可称得“言有序”钱基博：《语体文范》，见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文范四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72页。；又引用韩愈“文从字顺各识职”的观点评价说，“胡先生这篇文章，真正周密极了”。钱基博：《语体文范》，见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文范四种》，第174页。但他也指出，虽然胡适标榜《中国哲学史大纲》除去所引用的古书，其余文字全用白话，却在行文中着实带着文言的色彩，并未做到言文一致：

胡先生这部书，和这篇导言，不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的文言，就是胡先生自己发表意见，也着实带着文言的色彩。有些是胡先生自己的文言功夫，从前做得过深，“之”“乎”“者”“也”的习惯成自然了，一时改不过来。然而也有些竟是不能用白话写出来，不能不夹着文言。所以不但胡先生如此，现在大名鼎鼎的几个提倡白话的文家，我读他们的文章，几乎无一不如此。所以“文言一致”，还是一句话，要真实做到，却是难！难！钱基博：《语体文范》，见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文范四种》，第173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有一段开宗明义的话：

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穿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作“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缘故：这便叫作“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作“评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东方出版社，1996，第25页。

这段文字虽然写于1918年，却已是相当成熟的白话文，和当今学术著述的语体、文风几无二致。其中的“述学”“明变”“求因”等词，显示出的胡适的文言功夫，却是当简则简，并非如钱基博所说，这是因为“不能用白话写出来，不能不夹着文言”。事实上，融铸文言以完善白话，本就是中国语文的进化之道。详见拙文《朱光潜与文白之争——兼谈学习和创作文言文的现实意义》，《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期，第127—135页。

在较全面评估胡适白话文学造诣的基础上，钱基博指出，鲁迅、徐志摩是胡适的追随者之中造诣最高的两位，他们分别以小说和新诗践行了胡适的文学革命论。

钱基博评价鲁迅、徐志摩的小说与新诗造诣说：

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迭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页。

随后，钱基博笔锋一转指出，当时的青年对鲁迅、徐志摩的作品“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原因在于，相较于新文艺中最新潮的普罗文学，鲁迅、徐志摩的作品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并非真正的民众文学。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496页。当时有论者批评说：“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至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抒小自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496页。钱基博因而下断语说，鲁迅、徐志摩“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并且认为，鲁迅、徐志摩分别参与创建的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均代表右倾。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6页。这一评价对鲁迅和徐志摩都不公平。鲁迅自始至终都是剑指统治阶层的批判者，徐志摩自始至终都是灵魂自由的捍卫者，怎么可能代表右倾？

总体来看，钱基博对徐志摩的白话文学尚有所肯定，并多次赞许徐志摩的新诗“富于玄想”，对于周作人以“流丽清脆”评价徐志摩的散文，他也没有异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页。但是，对于徐志摩与胡适相似的“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的言论风格，钱基博却非常反感。他因而劝诫其子钱锺书勿效徐志摩。其实，钱锺书并不欣赏徐志摩，他讥讽徐志摩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从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好像仍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因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钱锺书：《评吴宓先生其人其诗》（ANoteonMr.WuandHisPoetry），《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第76页。英文原文如下：HsuTse-mo，forallhisaestheticismandartiness，isstillababywhoenjoyilythepleasuresoflife；Hisfitsofunhappinessarethoseofaspoiledchildwhowailseitherbecausehehasnotgotenoughofsweetstoeatorbecausehehaseatenmorethanisgoodforhisstomach.此外，钱锺书在《围城》中假董斜川之口讽刺说：“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83页。三钱基博对新诗运动的评价

在胡适于1920年出版《尝试集》后，钱基博评论当时的盛况说：“自适《尝试集》出，诗体解放，一时慕效者，竞以新诗自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3页。钱氏此说基本照抄其光华大学同事周的《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见《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1935年6月。所谓“诗体解放”，即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既不应使用已成为“死语言”的文言，也不必受格律与古人的束缚。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胡适指出，“自由诗之提倡，（康）白情、（俞）平伯之功不少”，可是，俞平伯虽然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之诗，但他本人的诗作却“往往索解不得”，达不到“民众化”的目标。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钱基博因而指出，“深入浅出，文学别有事在；而不在白话与非白话也”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意思是说，文学表达能否做到深入浅出，自有美学原理可循，并非取决于语言载体。因此，文白之别，不等于深浅之别。

钱基博随后根据他对新诗运动的观察，提出了“新诗四变”说：

厥后新体之诗，始仅蔑弃旧诗规律，犹未脱旧诗之音节，再变而为无韵之诗，三变而为日本印度之俳句短歌，四变而至西洋体诗。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钱基博所引“自由诗之提倡，白情、平伯之功不少”之说，原文如下：“自由（无韵）诗的提倡，白情、平伯的功劳都不小。但旧诗词的鬼影仍旧时时出现在许多‘半路出家’的新诗人的诗歌里。平伯的《小劫》，便是一例……”（胡适《〈蕙的风〉序》）

在钱基博看来，新诗历经四变依然未上轨道，因此需要改弦易辙，另寻出路。他引用陈勺水、闻一多、梁宗岱等新诗运动者所谓“新诗无韵脚、平仄、音数，故体貌未具”“惟不能诗者，方以格律为束缚”“谁谓典故窒塞情思？谁谓规律桎梏性灵”等诗论，并以朱湘的《石门集》（其第三编收录71首十四行体格律诗）为例指出，“新体诗之穷而当变，思复其初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他又盛赞黄庐隐《读诗偶得》中“诗不可学，然亦不能不学。……不可不学者，则其描写之技巧，如音调之铿锵，声律之和协等，皆由于锻炼而成”“以太白大才尚分而学之，则吾人学诗尤不能不揣摩各家之长”“诗不可绳之以逻辑。其绝不通处，正其绝妙处”等诗观“皆合旧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495页。，并感慨道：

使十年以前而言者，当无不目为迂腐，斥为狂惑。曾几何时，穷则反本。不式古训久矣，今乃转闻诸素习新诗之作家，尝试未成，悔其可追！不用典而顿悟用典之妙，不摹仿而转羡摹仿之功，悠悠苍天，此何心哉？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页。

钱基博此处所谓“十年以前”，是指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讲对仗”等主张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1920年，胡适又在《谈新诗》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诗体解放”的观点：“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样作，就怎样作。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胡适：《谈新诗》，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第389页。钱基博对胡适的“文学改良”与“诗体解放”的主张都不认同，但他在新潮澎湃之际，却不敢正面撄其锋，甚至以古文家的身份编了一本白话文选《语体文范》，直到部分新诗运动者如闻一多、朱湘、梁宗岱等因“尝试未成”而重提格律、用典、摹仿古人之时，他才理直气壮地痛诋胡适“放废古文”“放言无忌”。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85页。

很显然，陈勺水所谓“新诗无韵脚、平仄、音数，故体貌未具”之说，为钱基博的复古思想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然而，平仄韵脚只是诗之形，气韵意境才是诗之魂。“诗有别材，非关学也”。［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卷一《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26页。无坦荡之襟怀，超俗之才情，即无真诗、大诗。至于平仄韵脚，则手持一二韵书即可征验校核，非难事也。况世易时移，言、音俱变，岂可死守成规而自缚手脚？天道有常，文体代兴，自白话、新韵取代文言、旧韵以来，自由诗成为主流乃大势所趋，其中佳制，实非胡适、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人尝试之作可及。观乎中华诗词百年嬗变，亦呈近体与新体并行之势。为近体者，当严守旧法，依律腾挪，自出机杼；为新体者，当守正出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诗之高下，在性情才气，而非用不用典，用不用韵。自由诗是以气驭剑，不以音韵胜，而以气韵胜，虽短短数行，亦需奇气贯注。诗语有如淬剑，烈焰激情须猝然冷却，而锋芒更甚。能从庸常中逼出哲性、诗意，即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