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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我们说（第1页）

第三辑我们说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张莉：您开始写作时已是中年，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您觉得，写作带给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邵丽：其实我开始写作倒是很早，二十岁就发表过小说。只是中间间断了十几年。对文学确实热爱，就是觉得放不下。我觉得写作给了我第二个人生。

张莉：看来，“写作的种子”一直在您心中生长。至于“间断的十几年”，其实是为开出醉人的花而必经的沉淀。

您说过，写作对于您“是一种倾诉的需要”。因此，不论动笔与否，心里始终有文章，放不下。而这种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您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空气和水，不能缺失。正是这种发自心底的、自然状态下的“倾诉”，让您对“生命的书写”呈现出“令人震颤的文学风景”；同样，正是您无意以此换来任何声名或利益，而“只是想写，喜欢写，是一种生命本能的东西；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很少去想”，所以，无意插柳柳成荫，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请问，促使您创作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倾诉的需要”？

邵丽：倾诉的需要并不是作家的专利，但是客观地说，每个作家都是在“倾诉”，只是着眼点不同罢了。对于我而言，这种倾诉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质的变化。过去我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没真正在社会的最底层待过。后来我去挂职任副县长，看到了底层真实的情况，写作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都在我的作品里有很明显的反映。

对一个作家而言，倾诉的需要其实是一种有意识、有意义的文学交流。作家的所思、所想，作家对这个社会所抱持的态度，会通过文学的路径表达出来。一个好的作家，要善于发现、体验和挖掘人性。正如周作人所言，文学的本质无非是“物理、人情”两个方面，把事物运行的道理弄通了，把人之常情想明白了，作品的厚度就有了，你的倾诉就会显示出极大的诚意。

张莉：因此，您作品的关注点之一就是“人性”。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文学话题，也绝非另类的写作姿态，但是，由于本着“一颗赤诚的倾诉之心”，您写出了独特的风景。

作为女作家，无论是观察世相，还是心相表达，都比较细腻精致，有着男作家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色。但是，有些女作家却特意回避自己的性别，倡导一种无性别写作。对于这种姿态和立场，您怎么看？

还有，虽然您更多关注的是“女性的困惑、惆怅、苦闷以及无可名状的躁动不安”，但作品中却没有女作家难以避免的明显悲喜或过度自怜自艾，而是理性和适度。这种类似男作家的平静、理性书写，有评论者欲将之归为“中性写作”，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邵丽：我觉得你说的“有些女作家回避自己的性别，倡导一种无性别写作”和我想说的性别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从主观而言，写作时我很少考虑性别问题，至少没有明显的性别意识。

但我也不承认自己是“中性写作”，我的作品不乏女性立场和女性态度。即使像《刘万福案件》和《第四十圈》这样的作品，也是如此。不过正如你所言，我的作品确实很少“明显悲喜或者自怜自艾”，在生活中我也是如此，不是一个容易动情的人。虽然达不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至少可以做到宠辱不惊吧。

张莉：关于这一点，在您含蓄却不平淡的小说语言里，可见一斑。

您被认为是“中原作家群”里的重要作家，同时也有人将您归入了“周口作家群”。您是怎么理解这一归类的？同时，您认为自己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与“河南”和“周口”保持着精神上的关联？

邵丽：很少想这方面的问题，尤其在写作上，我的地域特征不是很明显。但是也很难脱离中原的文化语境，所以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

张莉：这是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破绽”。就像孩子对味道的记忆决定于其七岁之前的饮食，生养您的文化语境，自然会在作品中闪现出影子。

有评论者把您的写作特色归纳为“邵丽体”，您自己怎么看“邵丽体”？

邵丽：我倒没有刻意追求过什么写作风格，就是按自己喜欢的写作方式去写，基本上都是一气呵成，最终形成了这么一个风格。很多读者和评论家也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说开始看我作品的时候，觉得小说还能这么写，很奇怪。但我一直坚持走下来，觉得自己还满意。

张莉：正是这份顺其自然，让您的作品以简洁、流畅的文字和纯粹利落的叙事迅速赢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认可。但是，您依然进行着小说叙事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这种“作家的宿命和使命感”，让您的小说在不断冲击小说叙事边界的同时，成就了独特的“邵丽体”。

说到“边界”，您怎么看待中国文学的边界问题？

邵丽：我是个保守主义者，我觉得还是应该守护文学的边界。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和路径，它不应该承担额外的社会功能。

张莉：是的，写作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有意识、有意义的文学交流。好的文学，都是通透了“物理”“人情”两个方面，其厚度浑然天成。而作家对这个社会所抱持的态度，会通过文学的路径表达出来，从而呈现给读者最大的诚意，并引发共鸣。

在您的很多小说中，都涉及了“城与乡”的主题。除去对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关系的思考，以及您对“乡村”的关注与眷恋，这个话题多次被提及，是否和您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有关？

邵丽：确实，这与我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有关。其实我是典型的城里人，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但是那时候家里孩子多，父母整天忙于应付各种政治运动，很难照顾自己的孩子，于是寒暑假就把我们放到乡下外婆那里养。我觉得像我这种身份，可能比真正的乡村孩子对乡村的感受更深刻、更敏感，也更纯粹。尤其是自己的生活反复在城乡之间转换，那种因强烈的对比而留下来的印象，会影响自己的一生。

张莉：在阐述“城与乡”的代表作品《明惠的圣诞》中，您为什么塑造了明惠这样一个主动向城市献身的农村女性？在结尾处，您让她死去了。这个结局看似突兀，事实上正是困境中的明惠面对绝望时的一种选择。通过这个结局，您想表达的是什么？

邵丽：这部作品也是我“挂职系列”里的一篇，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故事。只是想表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身份的焦虑。人们惧怕城市，但也向往城市。所以，明惠的死看似突兀，其实也是必然——为了走向城市，她可以不要脸面地将自己豁出去，哪怕当妓女；一旦身份转换，成为城市人，她可以为遭受到一点小的屈辱去寻死。明惠和我的女性系列中的女主角一样，无论什么人，身份低微或者高贵，骨子里她们是向往真爱的，渴望温情，在苦难里百折不挠，她们的内心有着已知或者未知的精神的尊严。明惠的死是尊严的幻灭，也是对爱情的绝望。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除了物质，城市不属于她们这个群体，爱情更是遥不可及。

张莉：想得到尊严，对于一个曾做过妓女的人来说，等于期盼“招安”后能够“封妻荫子”的宋江。至于爱情，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奢侈品。不仅需要遇到同样向往真爱、渴望温情、呵护信念的另一个人，而且要求双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与磨砺。所以，明惠的死，在某种角度上讲是注定的。而她最大的魅力，也正是勇敢地捍卫了尊严、追了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