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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五代史的编纂（第2页）

正文：（乾化二年）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

注：反，自下而谋上，恶逆之大者也。……反非一朝一夕，不能得其日，故反者皆不日。

不书崩处，以异于得其终者……以不得其死，故不书葬。

朱温生于乱世，青少年时期就是十足的流氓，赌博、酗酒、淫乱，早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晚年，猜忌心达到极点，导致众叛亲离，在与晋的争夺中，屡屡失败，进而精神日益空虚，苦闷颓废。为了发泄胸中的郁闷，一面大肆屠杀，一面纵欲、发泄兽性。他的淫乱无耻，即使在古代的帝王中，也极其罕见。

河南尹、魏王张全义，为朱温稳定洛阳一带局势、征集军需做出很大贡献。一次朱温兵败以后，回到洛阳，住在张全义的会节园避暑。十几天的时间内，强迫张全义的妻子、女儿陪他睡觉。张全义的儿子们气愤难忍，要杀死朱温，被张全义制止（宋）欧阳修著，徐无党注：《新五代史》新点校本，卷四十五，《杂传第三十三》，第558页。。

朱温对于自己的儿媳妇们，也是一个也不放过，逐个淫乱。这些儿子们（不管是嫡子还是养子）也是无耻透顶，竟然把妻子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养子朱友文的妻子最受朱温宠爱，朱温于是准备将他立为皇储。亲子郢王朱友珪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乾化二年（912）六月，朱温兵败后回到汴梁，命悬一线，准备将朱友文招来，交代后事。朱友珪媳妇张氏知道后，派人告诉了远在洛阳的朱友珪。朱友珪买通朱温身边的禁军将校，杀死朱温，于洛阳称帝。又派同胞兄弟朱友贞赶赴汴梁，杀死朱友文。

因为是儿子朱友珪派兵杀了朱温，是以下犯上的行为，因此要给朱友珪加一个“反”的罪名。

朱温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不像写正常死亡的皇帝的历史，不写崩于哪个宫殿，也不写葬在什么地方。与此相反的可参考对于后周太祖的记载，记载了他于显德元年正月壬辰日“崩于滋德殿”（宋）欧阳修著，徐无党注：《新五代史》新点校本，卷十一，《周本纪第十一》，第135页。。

显德六年六月癸巳日，周世宗去世后，癸卯，范质为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学士窦俨为礼仪使，兵部尚书张昭为卤簿使，御史中丞边归谠为仪仗使，宣徽南院使，判开封府事昝居润为桥道顿递使。秋七月丁未，户部尚书李涛为山陵副使，度支郎中卢亿为判官。……冬十一月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庆陵皇陵位于郑州新郑市城北约18公里的郭店镇附近，由于周世宗一生俭朴，所以皇陵是全国廉政教育基地。。

由于周世宗去世时才三十九岁，所以去世之后，才开始花了近四个月修筑陵墓，十一月安葬。山陵使、礼仪使、卤簿使、顿递使等是负责陵墓修筑和安葬事物的各方面官员的称呼。从驾崩到安葬，每个环节都写得非常详细，这就是史书对正常死亡的皇帝后事的记录标准。

一个字或几个关键字的有无，都包含着“微言大义”，这就是“春秋笔法”。

3.议论。欧阳发在谈及父亲欧阳修编纂《新五代史》的编写体例时写道：“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欧阳发《先公事迹》，第2628页。

许多列传的开头或结尾都有一段评论，用来表示欧阳修对所记史实的感叹，绝大多数以“呜呼”开始，以“哀哉”“可不戒哉”“可不慎哉”等结尾。

这些议论性文字是欧阳修真实感情的流露。而读者在阅读史书时，最喜欢读的还是反映历史主要人物活动的列传部分。有血有肉的书写，加上坦诚直率的评论，很容易让读者读完此文后，引发共鸣，这也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用过的笔法。

《死事传》，是欧阳修首创的史书体例。在《死事传》的开头，欧阳修写道：“呜呼甚哉！自开平讫于显德，终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然其习俗，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故吾于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于人也，乐成其美而不求其备，况死者人之所难乎？吾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其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战没者不得与也。然吾取王清、史彦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宋）欧阳修著，徐无党注：《新五代史》新点校本，卷三十三，《死事传第二十一》，第403页。

在《新五代史》的《死节传》中，欧阳修通过严格的挑选，选写了王彦章、裴约、刘仁赡三个人。当然，欧阳修也深知，生于乱世的士人，能够像王彦章等三人一样的死节之士，委实太少；如果都用死节的严格标准来要求乱世的士大夫，天下无士矣！

但是，也不能因为是乱世，就抛弃了儒家仁义忠信的理想和追求。以苟且偷生为当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乱世中的五代，这样的士人太多了。

《唐六臣传》第二十三，记载的是唐代晚期的朋党之祸及在后梁的余音，在该传的末尾，欧阳修就朋党之祸大发感慨。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谓不仁之人哉！……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故其亲戚故旧，谓之朋党可也；交游执友，谓之朋党可也；宦学相同，谓之朋党可也；门生故吏，谓之朋党可也。……呜呼，朋党之说，人主可不察哉！《传》曰‘一言可以丧邦’者，其是之谓与！可不鉴哉！可不戒哉！”（宋）欧阳修著，徐无党注：《新五代史》新点校本，卷三十五，《唐六臣传》，第430—431页。

欧阳修的仕宦生涯中，几次被政敌扣上“朋党”的大帽子，因而被贬官，饱尝政治欺凌之苦。庆历新政的关键时期，保守派又一次以结党营私的罪名，攻击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欧阳修写了《朋党论》一文予以反驳。仁宗将欧阳修的这篇宏文发给朝臣，让朝臣们在朝堂上进行讨论，以改革派居多的朝臣自然是拍案叫好。最深莫过帝王心，一片叫好声过后，仁宗皇帝倒吸一口凉气。一听“朋党”二字，他就高度警惕，就吓昏了头脑，更不会去仔细辨析二者的区别，反而愈益相信保守派的诬蔑之词。

欧阳修的此番感慨，不仅是对汉、唐朋党之祸的沉痛反思，更是对自己及同道者受迫害后的呐喊，也是对大宋国运的担忧。

4.《新五代史》的评价问题。欧阳修对此书甚感满意，但他也深知其中或有许多篇章和评论易引发争论与事端。尤其是体例方面，和薛居正等编撰的《旧五代史》比起来，虽然有些创新，但是缺少了历法、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志。和他参与编写的《新唐书》比较起来，缺的更多，少了仪卫、车服、历法、地理、选举、百官、艺文、刑法、食货等志，内容基本上限定在宽泛的政治领域。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自然不够全面，厚度和宽度都远远不够。当然，如果以欧阳修一人之力，把这些方面的内容全编进去，肯定不行。

实事求是来说，欧阳修虽是北宋仁宗年间的文坛领袖，道德感非常强，不过以史学家而言，严谨性则不够，而历史条件的限制，更强化了这一缺陷。《新五代史》面世后，自吴缜《五代史纂误》以降，历代为其挑错者不胜枚举。

正因如此，除了十国部分，《新五代史》在史料上的增补有限，多据《旧五代史》改写，不过这些改写多有不符合史文本意的地方，甚至不乏张冠李戴之处。

史学家刘攽认为欧阳修没有完全继承先秦史家“善恶必书”的优良传统，他举了《新五代史》没有为韩通作传的例子。

韩通，并州太原人，后周时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陈桥兵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正在早朝的韩通作为在场的级别最高的军事长官，连忙跑出朝廷，骑上拴在外边的战马，准备组织军队抗击兵变的部队。路遇赵匡胤手下的军校王彦升。王彦升策马追赶韩通，将韩通杀死，随后又杀了其全家。赵匡胤后来知道此事后，严词责备王彦升，后又下诏追赠韩通为中书令，并以礼收葬。

赵匡胤这样做的目的，自然还是从儒家忠的观念出发，认为韩通的行为较之陶穀等人，值得敬佩。但是，赵匡胤对韩通又有畏惧的一面。当初二人都是周世宗的心腹爱将，地位相等，而自己却黄袍加身，欺负孤儿寡母。如果过度表扬韩通，反而会置自己于非常难堪的局面。欧阳修自然非常了解赵匡胤的这种心理，所以索性不写，以免节外生枝。

陶穀，后周重臣，翰林学士。陈桥兵变后，赵匡胤要在东京举行所谓的“禅让”原始社会后期部族联盟的首领由众氏族部落推举担任，后称为禅让制，相传尧舜禹三代传承都是通过此种制度实现权位的更替。仪式，刚要找人去写“禅让”诏书，在场的陶穀赶忙从怀中掏出几张叠得整齐的纸，然后说道：“我来之前已经在家写好了。”（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九《陶传》。赵匡胤虽然用了他写的“禅让”诏书，但骨子里看不起他，鄙视他这种无耻透顶的行为。

陈寅恪虽批评欧阳修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立论，未能探求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渊源，但对欧阳修所编《新五代史》还是持正面的肯定的立场。“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陈寅烙：《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新五代史》的风行，主要由于欧阳修的社会影响要远远大于薛居正，再加上《古文观止》等书的宣传《古文观止》是清代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本。该书是清朝康熙年间选编的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读本，是为学生编的教材，康熙三十四年（1695）正式镌版印刷。该书中仅欧阳修的文章就收录了十三篇，包括《朋党论》《纵囚论》《释秘演诗集序》《梅圣俞诗集序》《送杨序》《五代史伶官传序》《五代史宦官传序》《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秋声赋》《相州昼锦堂记》《祭石曼卿文》《泷冈阡表》。。其中《伶官传序》一篇还曾入选过中学课本。

《新五代史》面世后，有人将其与《旧五代史》进行比较，自然是赞扬者多，批评者少。当时仅有吴缜的《五代史纂误》一书对其提出批评。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和欧阳修当时的社会地位及知名度有关，更重要的则是《新五代史》一书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和北宋及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保持了高度一致。

5.《新五代史》是否贬低钱惟演。欧阳修政敌的后人杜撰说，欧阳修于洛阳生活时期，即使在新婚蜜月，仍然公开和艺伎在一起，过着放荡的生活，钱惟演劝欧阳修注意点，但是，欧阳修却怀恨在心，在写《新五代史·吴越世家》部分内容时，痛毁吴越国的历史，又在《归田录》中记载了钱惟演的几件事，皆非美谈。

如果仔细阅读《新五代史·吴越世家》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会发觉欧阳修的确对吴越国历史的评价不客观，贬低的成分多一些。但原因并非上文所述。不管是在《新唐书》还是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都高举道德的皮鞭，对割据类政权及其主要人物，大多予以鞭笞；对于和他关系很好的钱惟演祖上的历史，也没有格外开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