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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生知己范仲淹（第2页）

庆历三年（1043），先是监察御史梁坚劾奏滕宗谅在知泾州期间，违规花公使钱十六万贯。这个数目实在太大，如果确切的话，滕宗谅实为巨贪，应该被杀头。仁宗知道后，勃然大怒，派中使前去调查此事，调查的结果是梁坚将按月发放的军费十五万贯也算进来，显见其险恶用心。时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也以见证人的身份，为滕宗谅辩护。这事最终以滕宗谅降一官，知虢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了事。

但是，梁坚死后，保守派又派太常博士燕度出马，再次就此事进行调查。燕度到了邠州后，大肆株连无辜，严刑逼供，搞得人人自危，把猛将狄青甚至枢密副使韩琦也牵扯进来，因为他们在战场期间，也必然有使用公使钱的行为。范仲淹见状，连忙劝谏仁宗制止燕度的胡作非为。但是，由于朝臣们为了避朋党之嫌，无人响应范仲淹的主张，导致此事继续恶性发酵。见此情景，欧阳修连递两道札子——《论燕度勘滕宗谅事张皇太过札子》和《再论燕度鞫狱枝蔓札子》，指出再这样下去，必将导致北宋在西北的军队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西夏若趁混乱之机，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局势不可收拾。

欧阳修的札子尽管尖锐地指出了可能导致的严重祸端，但是最终仁宗迫于保守派的压力，以滕宗谅又被贬官知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了事。四、撰写范公神道碑惹出的风波（一）呕心沥血撰写神道碑

皇祐四年（1052）五月二十日，范仲淹去世于徐州，享年六十四岁，后安葬于西京洛阳。欧阳修应范仲淹儿子范纯仁兄弟的请求，撰写《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欧阳修没有想到，为挚友撰写的神道碑竟然演变成当时及后世的一大公案。

众所周知，范仲淹的几个挚友中，兼具文学和史学才华的欧阳修，是最合适的撰写范仲淹神道碑的人选。欧阳修为许多人写过神道碑和墓志铭，逝者家属也以此为荣，这也是范纯仁兄弟请求欧阳修撰写神道碑的原因。

欧阳修接到此请求后，虽然感到为范仲淹撰写神道碑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马上意识到撰写此神道碑的艰险。他先和挚友韩琦商议此事，在给韩琦的信中写道：“范公去世，天下叹息。修虽然正处哀苦之中，但义所难辞。不过，实在难以动笔。”（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四。在给好友孙沔的信中，又进一步谈及此事，较之和韩琦的信相比，这封信谈得比较明朗：“哀苦之中，心神不定，实在不适合在此时写神道碑。况且用最合适的文字写出范公的道德与才能，实在太难了。辨别谗言与诽谤，辨别忠与邪，上不损害朝廷的事体，下不避开仇敌的侧目而视，太不容易了。但是，范公知修最深，神道碑的内容，要体现范公辉煌的一生，所以，再难也要使尽修的平生本领来写。当然，我们几个商议着来写，才能写得妥当。”（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五。

一代文学大家、史学家、政治家，为自己熟悉的挚友撰写神道碑，为何被他视为如此头疼的事情呢？

一是欧阳修的母亲郑氏于三月十七日去世，欧阳修正处于丁忧之中，心情可想而知。欧阳修四岁丧父，功成名就之后，也以大孝子著称，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母亲去世，刚刚过去两个月，委实不在最佳的写作状态中。

二是神道碑上的文字，不仅要给当时人看，还要传之后世。因此，所写的内容，既要对逝者负责，又要对逝者的亲属和朋友负责，而范仲淹又是声誉高非议也高的人物，且范仲淹和欧阳修都是朝廷的重臣，神道碑上的内容势必牵涉庆历新政等重大事件。这将会不可避免地牵涉对仁宗和其他大臣的评价问题。这是关系到国体的大问题。一旦书写不当，被政治仇敌作牵强附会的解释，不知道又会衍生出多大的问题。因此，用最合适的文字，写出挚友范仲淹波澜壮阔的一生，非常不容易。

欧阳修每每想到此，就摇头、叹气，只好把笔搁下，出去散步，边走边思考。可思考回来后拿起笔，又开始这种周而复始的行为。欧阳修为此几乎患上强迫症，以致在给范纯仁兄弟的信中写道：“敌兵（指改革派昔日的政敌）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

欧阳修字斟句酌，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这篇神道碑文给磨出来。从他致韩琦的信中可以看出，为了写好神道碑文，他甚至就一些事件，多次查阅朝廷的档案。而韩琦提出的修改意见，他在认真思考后，也予以吸收。

从欧阳修自己对此神道碑文的评价看来，他还是比较满意的。所用的语言，都是不带有倾向性的词语，而且，不给昔日的政敌留下任何可以攻击的地方，字字有出处，句句有证据，随时可以迎击政敌的挑刺。（二）欧阳修与富弼发生争执

由于富弼负责写范仲淹的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通常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记叙死者世系、名字、爵位及生平事迹等，称为“志”；后一部分是“铭”，多用韵文，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赞颂。墓志铭要埋入墓中。，二人就此问题也有过交流。写好之后，互相提出修改意见。

欧阳修认为富弼所写的墓志铭表现出了疾恶如仇的风格，富弼则对欧阳修写的神道碑文的风格有不同意见。他在致欧阳修的信中写道：“写文章，必须表现出作者的好恶，使恶者看后，打消继续作恶的念头；使善者看后，明白为善没有顶点，继续为善。岂能像孔夫子整理的《春秋》一样，文字极为简略，寓褒贬于深奥的文字中，让后人去揣摩，以致有些文字，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弼常常看到有些人写文章，出处模棱两可。人活在世上，为善很不容易，有些人做了善事，却遭到谗毁，有被贬官者，有一年到头过着穷困生活的，还有被处死甚至株连族人的。执笔写墓志类文字的人，但为自己考虑，不能尽情惩恶扬善，说难听点，就是罪人。弼所写的墓志铭，就是要把范公的善事说尽，把恶人的坏事也说尽，而且不管善事还是恶事，弼都言之有据，不写杜撰之语。弼写的墓志铭传出之后，尽管吕夷简的几个儿子都身居要职，可弼不害怕。”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上），卷八。

很明显，富弼对欧阳修撰写神道碑文的写作风格很不满意。欧阳修为此请人转告挚友富弼，如果一定要照富弼的风格作修改，请另找他人。（三）范、吕是否一笑泯恩仇

平心而论，欧阳修所作的神道碑文，较之富弼所写的墓志铭，不仅考虑得全面，而且写得也较为全面。比如欧阳修写到了范仲淹和吕夷简之间的矛盾：“范公因为吕公而被贬官，朝中大臣，有支持范公的，也有支持吕公的。但是吕公再次做宰相后，范公也很快东山再起。面对西夏的进攻，二公欢然相约，勠力平贼。朝中大臣，对二公的行为，大多表示赞许。”

欧阳修的此段写作，实事求是地说，基本符合历史的原貌。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一书记载：范文正公因为景祐三年（1036）揭吕相公之短，被贬官饶州，后又知越州。康定元年（1040），西北战火燃起，朝廷又恢复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的职务，知永兴军，后又改为陕西都转运使。许公（指吕夷简）也自大名府重新入朝为宰相，入朝之后，许公即对仁宗说：“范仲淹是大贤之才，朝廷既然又重用他，怎么能还让他担任旧职务呢？”仁宗听后，认为吕夷简言之在理，范文正公得以升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仁宗认为许公是一个宽厚的长者，天下人也都认为许公不念旧恶。范文正公于是当面向许公表示感谢，并且说道：“以前因为公事冒犯相公，没想到相公却又推荐我、重用我。”许公笑了笑说道：“夷简在国事面前，岂敢还想着以前的旧事？”显见二人已经和解。

仁宗派范仲淹去西北战场之前，范仲淹主动写信给吕夷简，对自己以前写《百官图》的行为表示歉意，希望以此打动吕夷简，使他能够尽力支持战争，如果宰相不能全力支持战争，后果可想而知。

而吕夷简也投桃报李，后又主动示好范仲淹。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宣抚河东和陕西，退朝路上遇见已经致仕的吕夷简。吕夷简问范仲淹为何离开朝廷，范仲淹说为了应对与西夏的事情。吕夷简听后说道：“若为了应对与西夏的事情，目今之时，还是在朝廷更方便。”范仲淹听后感到很愕然，心中一热，感觉到了吕夷简政治经验的老道。

因此，二人和解，既有仁宗的指示，也有二人的努力。

吕夷简去世后，范仲淹写了《祭吕相公文》，高度评价了吕夷简为相时期的政绩，表达了对吕夷简去世的哀痛和怀念。

欧阳修的此种写法，基本上忠于事实，当然，也有非常复杂的现实因素的考虑，吕夷简虽然于庆历四年（1044）去世，但是其政治集团的人物还较多，势力也较大。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与吕夷简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欧阳修这样写，以其自身的考虑，可以使范仲淹家族、吕夷简家族及其集团、欧阳修本人的利益，都能够达到最大化。

但是，欧阳修所写的神道碑，不但不被挚友富弼所接受，更不为范仲淹的亲属接受。在把文字刻石时，他们居然把范、吕释好这段文字删改了，欧阳修气得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朋友，甚至说出神道碑不是自己写的这样的气话。

欧阳修、富弼及范氏兄弟，在此问题上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原因自然由于他们的立场、认识与心结不同。范氏兄弟幼年那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会、伤害和屈辱，使他们永远牢记吕夷简对其父亲的排挤、迫害和欺凌，永远不会原谅吕夷简的行为，这是欧阳修永远体验不到的。

欧阳修在给范仲淹所写的神道碑中写道:“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欧阳修不愧是范仲淹的人生知己，这个评价非常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