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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议英雄是如何被抹黑的（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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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崇焕耗费的银子很多吗？

《崇祯长编》卷15：“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今又三月，该银六十九万三千六百两。”这是崇祯元年八月时山海关镇和辽东镇领取折色的计算数字，其中关内兵就是山海关驻军，关外兵就是宁锦驻军。从这条记载来看，两镇共有兵133，685人，3个月的饷银是6936oo两，平均每人的额定年饷是2o.75两，每万人就是2o.75万两。明末规定的募军额饷为每月银一两五钱，即一年18两。为何关宁军的数字略高呢？毛文龙《不平者五事》奏，内中提到宁远“月饷一两五钱，内丁二两四钱，加以食米五斗”，《崇祯长编》卷2.内丁就是家丁，这也是明末军制的一种，即将领的亲兵，待遇略高于普遍士兵平均到全体士兵，总的饷银标准自然就达到了每人2o.75两。因此关，宁军的标准完全符合规章制度，袁崇焕何尝多要？不过明末全国财力枯竭，军队普遍欠饷，兵部优先保证关宁的饷粮罢了。即使是如此，崇祯元年七月宁远依旧欠饷四月，导致兵变，至八月袁崇焕上任，凭个人威信平定了叛乱。

《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这里的四百八十万就是总计，包括本色（粮）和折色（银）。在毛文龙的东江塘报里，也多次提到东江的年饷是四十万，其中就是包括了二十万本色和二十折色。前面已经说过，每名士兵的平均年饷折色约为2o两，因此十五万三千士兵的年饷折色就是大约3oo万，以剩余军饷都为本色计，余下18o万就应当是本色。网上经常有人说的18o万石粮食（或者18o万本色）很可能就是如此而来。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包含在48o万的总数里了，却往往被人把它拉了出来再算一遍。

但是，18o万本色这个数字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数字只是草率的把48o万的总数减去折色3oo万算出来的。按照毛文龙说的关宁军标准，15.3万军队每年的本色应当是91.8万，而如果精确计算人均年饷2o.75两的15.3万军队的总年饷，应当是317.5万两。这样，48o万的总数除了15.3万军队额定的41o万之外，还有7o万的数字似乎是多的。

这7o万是什么钱呢？明末除了正常的军饷外，先，还有打胜仗后的赏功银，比方袁崇焕刚到辽东上任时，锦州的祖大寿就带军打了一场黄泥洼小胜，这就是该钱赏功的；其次，还有购买军马、督造器械的专款；此外，还有临时增激励士气的内帑（皇帝私房钱****自然有益士气），以及将领官员的薪资等。在毛文龙的塘报中，可以看到天启五年东江收到的款项清单有“天启五年收鸿胪寺序班曹惟信解到户部凑处库银五万两；委官文土铭同百户孙安国解到京库找银一万两，并拔登银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两九钱三分九毫八丝四忽，辽官月禀登京库银八千两；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津登委官俞明等解运到杂粮一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四斗，布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四匹……”其中“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这几笔，都是常规粮饷外的增。东江镇年饷四十万，仅天启五年收到的额外款项就有近二十万，可见袁崇焕属下年饷41o万的四镇，一年额外收到7o万也是在常理之中的。

另外，还应当注意到一个细节，崇祯元年八月仅山海关和辽东两镇，就有士兵13万3千多；次年六月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整编东江军队是2万8千。如果单单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已经过了15万3千的总数了，难道天津和登莱驻扎的士兵是负数？其实，这是因为袁崇焕上任后，遵照崇祯旨意，在所辖地区执行了精兵汰将的兵制调整。考虑到这个因素，袁崇焕刚上任的前几个月，需要饷的士兵总数就不止15.3万，因此，这一年来，四镇额定放的粮饷总数也应当要大于41o万，即额外收到是不到7o万的，这个数字还要更小。而在这个更小的数字里，姑且算它是5o万吧，就包括了买马、筑城、督造装备、赏功、官员将领薪酬等各项开支。对比一下王在晋在天启二年提出的山海关筑重城计划需要的1oo万预算，很明显，袁崇焕一年的开销一点都不过分，因此《明史》如此记载“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顺便用另一项记载略作比较，天启七年十一月，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言：「京军岁放三百馀万石，今京、通二仓米止百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後将何继！锦衣卫官於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馀人，逆璫增积，见在三万六千三百六十馀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有奇。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补，见在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馀石：乞查覈」！上从之。（《崇祯实录》）

这段记载写明，京营每年放3oo余万石军饷。这里既然用了“石”这个单位，显然只是粮食，即本色。也许由于户部银根短缺，京营是用粮食代银子的军饷，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过旅顺的军饷他就是这样放的。但是不管怎样，京营的年饷至少是3oo万以上，似乎也就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了。

关于袁崇焕的军饷，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数字就是12o万内帑。在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宁远兵变后，袁崇焕虽然凭一己之力将之平定，但十月初一锦州也生哗变。袁崇焕向朝廷请响——积欠74万＋马价银、抚赏银四万再加上8、9月分的共12o万，袁崇焕的确请了而且是在一般官员来看非常唐突的请“内帑”，但关键是袁崇焕到手的是3o万！——出在《崇祯长编》卷14和《国榷》卷89关于崇祯元年十月己丑的记述，且在《烈皇小识》卷1里崇祯还是撂了狠话的！

但是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请饷”混淆成“得饷”，称袁崇焕在48o万军饷外还得了12o万内帑——而真实的3o万内帑应当是一并计算在48o万这个总数内的。

2、松锦之战是如何败的，洪承畴十三万大军惨败的原因是什么？

围点打援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不是地理的要求，而是战力的优势！至少是对围住的“点”和要打的“援”都具有局部战力的优势。否则，既围不住“点”，也吃不了“援”。当然，在总体战力上，也允许比“点”和“援”加起来的实力稍差一些，虽然这样就有些冒险，但是是有可能通过战术的灵活变动打时间差，以达到局部短期内的优势。可是，如果想要围点打援的一方，如果自身实力弱于“点”和“援”的任何一方，这个战术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只除了唯一的一个特例：奇兵的运用。

松锦大战第一阶段，祖大寿在锦州内的守军约有三万人，多尔衮屯田义州逐渐增兵，最后总兵力增加到四万，祖大寿逐渐被困守锦州。第二阶段，洪承畴带十三万大军赶到松山，与祖大寿内外夹击对付多尔衮，明军占据绝对优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洪承畴没有彻底击溃多尔衮，打通到锦州的道路，实在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第三阶段，皇太极带领8万大军赶到救援，此时明军总数稍多于清军。但是由于明军被分割成了两块，因此对于洪承畴驻守杏山的13万大军来说，与皇太极的总体实力只是相当。考虑到明军野战不利，因此洪承畴更加小心谨慎的防守，以至于被清军施施然的挖了三道从锦州直到海边的大沟，隔断了锦州杏山所有明军和后方的联系。这时，皇太极出奇兵了：用阿济格带一支偏师夺取了明军囤积在笔架山的粮草。终于，明军军心大乱，洪承畴决定全军撤回宁远。但是撤退行动开始后，明军各部自行其事，丢弃了统一指挥的明军只能被清兵肆意屠杀。松锦大战的败局就此底定。从皇太极援军赶到，至洪承畴大败，总共不过十二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松锦大战前半阶段，洪承畴是完全有绝对实力可以击溃多尔衮的。从《满文老档》记载的多尔衮当时的军报就可以看到，以四万敌十六万的多尔衮是抵挡的多么狼狈。但是过于保守的明军将战事拖延到了皇太极整军来援。皇太极在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突出奇兵，彻底摧毁了明军的军心，完成了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这场惨败，和地形因素没有任何的关系。相反，对于明军的车营和满清的骑兵来说，锦州附近多山的地形其实正是极不利骑兵挥、有利于车营火器防守的，这也正是孙承宗和袁崇焕选择在锦州筑城的原因所在。

他不策应朝鲜和东江，不仅让东江受损，朝鲜和后金结盟，更让蒙古部落寒心转而投靠后金，这样明朝在辽东的封锁圈就没有，毛帅一死后金则毫无顾及的绕道蒙古入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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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卯之役时，袁崇焕有能力策应朝鲜和东江吗，如果策应的话，有可能改变战争结果吗？

天启七年皇太极派遣阿敏率军三万征朝，顺便侵剿毛文龙。（三万这个数字可查看《朝鲜李朝实录》。明朝由于前线的毛文龙虚报敌情，所以有五六万、八万、十万三种说法，但是毛文龙虚报敌情、谎报军功是家常便饭，将其所写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满清、朝鲜历次记录相对照，几乎从来没有未夸大的时候，这次当然也是如此。朝鲜作为亲身参战方，且被阿敏打的凄惨无比，当然没有必要缩小遇敌人数。因此阿敏征朝兵力只可能比三万少，绝不可能更多。由于满清方面没有丁卯出兵数的记录，因此目前史学界都是以三万这个数字为准。）此时后金总兵力约有七八万，前一年宁远大战努尔哈赤的兵数就有五六万，因此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至少还有四五万之多。当然比起全族兵力驻防，此时沈阳的防务当然是略为薄弱了一些。可是袁崇焕此时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也无胜算。更何况朝鲜的战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之后阿敏部队留驻朝鲜只是为了威吓朝鲜以便在定盟时多捞些好处罢了。袁崇焕接到朝鲜命令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是三月，此时出兵对朝鲜战事已经无济于事，而且随时存在被阿敏部队回师前后夹击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决心，从蓟镇和山海关调集大军集结到锦州，并协同蒙古察哈尔部一起兵沈阳的话，对于近半数军队在外的后金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威胁的。但是毛文龙的谎报却让朝廷误判敌情，以为仅宁锦的兵力就足够犁庭捣穴——毛文龙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谎报征朝军有八万之众；又为了尽快减除自己的危机，谎报沈阳留守兵力不到一万（到四月更谎报皇太极将留守兵力还派出部分增援朝鲜）。因此，真正使得这次可能的机会被浪费的，正是****大佬口中英勇无敌的毛大将军。

因此，第一，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使得明朝根本没有给袁崇焕配备能够威胁后金的军力。第二，即使三月份袁崇焕在接到朝廷旨意后立即全军出击沈阳，朝鲜和东江也早就在一个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无补，唯一可能的结果是，袁崇焕的军队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久攻沈阳不下，以致于被回师的阿敏前后夹击，全军覆没。

2、丁卯之役朝鲜的惨败导致了蒙古部落寒心转而投靠后金吗？

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没有切身的利益，怎么可能生立场大翻盘？喀喇沁部逐步转头后金，是从天启七年秋冬与察哈尔部大战却惨败开始的，如前“卖粮”事件中所述。

3、从《满文老档》中收录的“毛文龙来书”中也可以知道，丁卯之役后，毛文龙私自大打议和牌，在明清之间鼠两端，根本就没有了对后金作战的勇气和计划。即使在毛文龙间或还有胆一战时，广宁大战、宁远大战、宁锦大战这些所有的辽东战事中都未见东江的身影，难道毛文龙不死的话就能在己巳之战中建奇功？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未及东江其余将官士兵，东江实力丝毫无损。如果要说毛文龙生前对后金有所威胁的话，即使他死后这支力量依旧存在。难道东江这支力量掌握在袁崇焕手中，还不如掌握在鼠两端的毛文龙手中威胁大？己巳之变的事实是，皇太极并未敢于倾巢而出。后金精英尽出的孤军深入行动，还要留下三分之二的兵力看家，当然是为了防卫辽东的明军。

关于崇祯为什么要杀他，这里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崇祯给袁大人定了许多罪，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崇祯留了他几个月，杀他是因为民愤不平，国法不容。民愤主要是京畿地区的，因为袁大人自己保证在蓟西堵住后金军，他上奏曰：“必不令敌越蓟西”，结果他瞎指挥，后金军过了他都不知道，第二天才往北京赶。

蓟门很险要，素有“畿东锁钥”之称，袁大人不集中兵力在这里堵，却把聚集的兵力四散到各地，连侦防都不能实现，实在是无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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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祯给袁崇焕定下的罪名里没有通敌、谋叛，用的刑罚却是标准的只对谋叛者使用的刑罚——凌迟一刑，仅用于忤逆和谋逆？用于袁崇焕，其实就是默认他是谋逆，不过根本找不到证据，只能莫须有着胡里胡涂用刑。

2、崇祯杀袁崇焕的直接原因是温体仁的坚持，这是史所明载的，温体仁一人就代表民愤和国法？不过代表党争而已！

3、“必不令敌越蓟西”这句话是袁崇焕在赶到蓟州后，给崇祯的奏折里说的。此时袁崇焕已被崇祯临时任命为勤王军总指挥，要求他务必抵挡住皇太极入口的军队，使其不能威胁京师。皇太极是怎么入口的？从蓟镇长城攻进来的。明朝几百年布置的长城防线都拦不住后金军队，袁崇焕凭借五万军队（其中三万还是蓟镇不堪一战的弱旅）就能够在华北平原上临时布置起一道水滴不进的的防线？显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国难当头，既然崇祯已经任命了袁崇焕为勤王军总指挥，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只能铁了心去做。袁崇焕“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之语就是这种大丈夫有所必为的慨然之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