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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苏珊一案的公诉人是联盟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托马斯·波普，岁，当时南卡罗来纳州最年轻的公诉人。和苏珊一样，托马斯是在联盟镇上土生土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官。托马斯·波普先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念完本科，又继续上了该校的法学院。在加盟检察官办公室之前，曾当了几年南卡罗来纳州警署毒品处的卧底——冒充毒品贩子。苏珊·史密斯双命案是托马斯·波普经手的第二起谋杀案。这样的阅历自然不可与两名被告方律师同日而语，但托马斯·波普的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和在法庭上的口才和雄辩却是有目共睹的。

在等候审判正式开庭的八个月里，苏珊被关押在位于科伦比亚的州女子监狱，那里的狱医为她进行了例行的体格检查和心理会诊。苏珊住进了一间特殊的6乘14英尺见方的单人牢房，并被置于全天候“防自杀监控”之下。她的房间里装备有闭路摄像系统，4小时不得熄灯，每隔15分钟有专人查看。苏珊被允许带进其单人牢房的物品只有三件：一本《圣经》，一条线毯和她的眼镜。连她身上穿的都是一种特制的纸质囚服。

戴维对苏珊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当他读了苏珊的供词和她在入狱第一晚写给他的信后，戴维觉得他好像被人欺骗了，这个苏珊·史密斯绝对不是曾与他共同生活，一起生儿育女的那个女人。戴维反复地问自己，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究竟是不是魔鬼的化身？但在11月15日，当戴维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专题节目《日界线》主持人凯蒂·卡尔蕊克的电视采访时，他对凯蒂说：“苏珊，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她是一个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母亲。两个孩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就像是我生命的全部一样。”戴维甚至还向苏珊的家人表示，如果允许的话，他愿意带着苏珊远走高飞，躲避到一个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1994年的圣诞节前夕，苏珊带话希望戴维去女子监狱探视。他们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苏珊反反复复地为她的行为道歉，但当戴维问她为什么时，她却无言以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戴维离开监狱时，心里充满了对苏珊的同情。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戴维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苏珊和汤姆·费利的故事，他越来越相信苏珊是为了让汤姆·费利回心转意才对两个无辜的孩子下了毒手。

1995年月，琳达和巴威利·卢索分居，巴威利搬出了他们在弗侬山庄的房子。不久，他从共和党南卡罗来纳州执行委员的位置上辞职。巴威利·卢索在辞呈中说，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不宜再干下去了。

5月，法院下达了戴维和苏珊·史密斯的正式离婚判决书。在离婚庭审期间，苏珊弃权未出庭，汤姆·费利就他与苏珊的关系到庭作证。根据离婚判决书，迈可和亚历克思的玩具和衣物等在戴维和苏珊之间一分为二。法院还将那辆1990年的酒红色马自达轿车判给了戴维，但作为公诉方的物证，这辆车一直被扣在警方手里。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的审判结束后，戴维将此车销毁。

6月，狱中的苏珊收到前继父巴威利·卢索的来信。巴威利在信中写道：“我为自己曾经对你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和羞愧。”“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并非这场悲剧中唯一有罪的人。”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6月18日，父亲节。

被告方和公诉方分别请来了心理专家为苏珊·史密斯诊断。1995年月至6月，以南卡罗来纳大学精神病学及法学教授赛摩尔·豪勒博士为首的被告方专家小组与苏珊进行了4次共15小时的接触，包括观察、谈话和测试等。豪勒博士的结论是，苏珊患有严重的“依赖性性格失调”：“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不能独立生活”，“总是需要有人陪伴，老担心某一天会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豪勒博士认为，苏珊并无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在有人关心她的时候，苏珊的心情几乎总是处于正常状态，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压抑，而且也只是在感到压抑时才会想到自杀。豪勒博士的小组仔细研究了苏珊的家庭病史，发现其家人和近亲中有不少人或患忧郁症，或酗酒，或自杀。专家们相信，苏珊的家族有这方面的遗传。苏珊从小便多愁善感，她的依赖性和忧郁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主持本案的法官威廉·霍尔于1995年1月底颁发了“禁口令（gagorder）”。“gag”的原意是指放在拳击运动员或牲口嘴里的口衔或塞口器。“禁口令”即禁止公诉方、被告方和警方向公众或外界透露即将提交法庭的证据和证词。所以在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正式开庭之前，尽管人们知道双方都聘请了心理专家，但没有人清楚诊断的具体内容。不过这并不妨碍其他司法界人士和记者们在报刊上各抒己见。当时所发表的预测本案庭审的文章和评论认为，公诉方将根据苏珊编造并坚持了九天之久的谎言，把她说成是一个善于玩弄手段、操纵他人、颇有心计的预谋杀人犯。而被告方则将以其心理失调为理由，证明苏珊在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她自己在干什么。苏珊的母亲琳达就到处对人说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她异常

苦闷、烦躁和失落的时候：

我感到我仍然置身于这个世界，却又仿佛在另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我不断地往下坠落，坠落，坠落，好像我就要消失，就要化为乌有。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浓雾环绕在我的四周，把我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我知道巴威利就躺在我的身旁，但他却又不存在。我处于一种完完全全的，实实在在的孤独之中。

“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低声叫道，“所有的一切全都不对。”我知道我是在跟巴威利说话，奇怪的是，他并不在那里。他离我那么、那么遥远。

…………

我想抓住什么，不管什么，只要能使我不再坠入疯狂。我必须保持清醒，因为我明白我的孩子们不能没有我。我觉得只要我一撒手，我就会丧失理智。

琳达相信，1994年10月5日晚上，苏珊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对于联盟镇的许多居民而言，苏珊似乎在她过去年的生命历程里衍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她对某些人表现出其性格的这一面，对另一些人则展示出另外的一面。她时而温顺，听话，楚楚可怜，时而凶残，狡诈，处心积虑。难道就是她性格的这一面促使苏珊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推进了深不见底的湖水，仅仅为了讨取情人的欢心？

琳达曾带领全家专程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叩见托马斯·波普，他们想摸一摸公诉方的底。托马斯·波普倒是非常配合，他不遮不掩地亮出底牌：“我以为，对苏珊·史密斯最合理的处置就是，打入死牢，锁上牢门，再扔掉钥匙。”因为，托马斯·波普解释道，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案犯如果在作案时杀害了一个人以上，或者被害者是11岁以下的儿童，该犯即应被处以极刑。就苏珊·史密斯犯下的罪行，判两次死刑都富余。她手里有两条人命呵！而且还是孩子，而且还是她的亲生儿子。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一个连亲生孩子都不放过的人，她可能还有一点人性吗？

所以，当公诉方断然拒绝被告方所提出的以苏珊主动承认有罪，来换取0年有期徒刑，并永远不许上诉时，没有任何人觉得惊讶。

在苏珊一案正式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威廉·霍尔主持召开了两天预审听证会，由公诉方和被告方律师论证，就苏珊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而言，她是否能够出庭受审，包括她能否遵循有关法律程序、能否理解对她的起诉和其他法律文件等。公诉方聘请的心理医生唐纳德·摩根博士曾在同年的4、5、6三个月对苏珊进行观察诊断，前后共计10多个小时，他认为苏珊感情强烈，易冲动，又很难调节、控制和把握自己的情绪。摩根博士在预审听证会上分析了苏珊的忧郁症及自杀倾向，他指出，如果苏珊本人走上证人席作证，她很可能会故意诋毁自己以求一死。被告方的赛摩尔·豪勒博士则告诉法庭，苏珊必须依靠抗压抑类药物的帮助才能出席旷日持久的审判。尽管如此，霍尔法官最后裁决庭审按预定的日程进行。

小插曲之一：联盟地区财政部官员戴尔·鲁宾逊有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联盟属美国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低，政府税收也不高，每年用于公诉方聘请专家证人的拨款只有6万美元。而作为一个具有全国性曝光率的案子，苏珊·史密斯的审判费用总计将在5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戴尔·鲁宾逊担心地区财政支撑不了这个案子。不久，联盟地区财政部开始收到了汇自全国各地的面额不等的支票，其中一张70美元的支票寄自“一个关心你们的小镇”，那是蒙大拿州波士沃兹镇的居民们集资寄来的。后来戴尔·鲁宾逊和托马斯·波普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告诉人们不要再寄钱了。

为了节约经费，法官威廉·霍尔安排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六开庭六天，陪审团的候补陪审员也从六名减到了两名。

1995年7月10日，星期一，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在联盟地区法院正式开庭。这座由著名建筑家洛博特·米尔士设计的法院大楼建于191年。洛博特·米尔士也是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华盛顿纪念碑的设计师。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在法庭的二楼，旁听席共有1排座位，是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审判室之一。前排靠两侧的座位分别划给苏珊家人和史密斯家人。本案审理期间，法庭内座无虚席。但由于年代久远，设备欠佳，法官、律师和证人发言时必须靠话筒很近，否则旁听席就听不见。楼板也吱嘎作响，以至于霍尔法官不得不作出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人在审理进行时擅自离座走动。

挑选陪审团成员的工作一共花了六天。先从50名候选人中筛选出55人，再由双方律师逐一审议。许多候选人明确表示他们对死刑持否定态度。最后选定的1人中大部分为蓝领阶层，也有少数店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几乎所有7名白人陪审员——五男二女——全都认识被告或其家人朋友，或某位证人，但他们表示将不为感情或友情所左右，不带任何偏见，只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

1名陪审团成员中只有位妇女。被告方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曾就此提出异议，认为这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