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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2页）

克拉科夫机场的候机室是一间小木房子，周围拦着铁丝篱笆。拜伦很高兴，离开了那架喷着热铁和汽油气味的飞机，走到阳光灿烂、微风吹拂、象花园一样芬芳的田野上。在沥青铺的跑道两侧，包着头巾的农妇们在太阳底下割草。眼前看不到出租汽车，只有一辆尽是泥巴的绿色公共汽车。一些有亲戚来接的旅客，爬上了笨重的马车，叽叽嘎嘎地驶走了。

“咱们打算怎么到克拉科夫去呢？”拜伦问。

“那辆公共汽车一定是到那儿去的，”娜塔丽说。

一个黄胡子的犹太人孤零零地笔直站在门口，身穿一件黑色的长外套，头戴一顶黑色宽边的平顶帽。他走近几步，用手碰了碰帽子说：“请原谅，是美国人吗？姓杰斯特罗？”娜塔丽疑惑地看着他说：“唔，是呀。你是班瑞尔吧？”

“是的，是的。乔彻南-班瑞尔-杰斯特罗。”他咧开嘴笑着回答。“请你原谅。英语说得不好。你说德语吗？法语呢？”

“法语能说一点儿，”于是她就改用法语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乘这班飞机呢？好啦，拜伦，这是埃伦叔叔的堂弟，也是我父亲的堂弟。班瑞尔，拜伦-亨利是我的好朋友。”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犹太人捋了捋他那花白了的黄胡子，端详着拜伦的脸。班瑞尔长着一个宽大的鼻子，浓眉毛，一双令人吃惊的深陷的蓝眼睛有点象鞑靼人那样斜着，但目光敏锐。拜伦觉得，在一两秒钟内，这位杰斯特罗就看出他是个异教徒，不过可能是个朋友。“enchanté1，”杰斯特罗说。

他把他们带到候机室的另一边，那里停着一辆铁锈斑斑的汽车。

1法语：很高兴认识你。

司机是个瘦鬼，穿一件淡颜色的运动衣，戴一顶便帽，留着有点儿发亮的红胡子。经过一番意第绪语的交涉之后，他们就出发了。娜塔丽对拜伦说，他们现在是直接到梅德捷斯去，因为杰斯特罗一家非常渴望看到她，而克拉特夫是在二十英里路之外的另一个方向。他们全家都认为，在婚礼的前夕，有个美国亲戚从天而降是个好兆头。娜塔丽曾给梅德捷斯的乔彻南-杰斯特罗打了个电报，说她今天到，但她没说明坐哪班飞机，因为没想到他真会收到这封电报。

“maispourquoipas？lapolognen’estpasl’frique.1”班瑞尔接着娜塔丽的英语插了一句话“c’estunpayatoutáfait摸derneetcivilisé.2”

拜伦觉得，象这样一个从犹太油画中或者戏剧中出现的人物，能说又清楚又好的法语，真是十分奇怪。杰斯特罗对他说，他会为他们后天回罗马做好安排的。因为他在克拉科夫交际很广，弄几张火车票或飞机票绝对不成问题。

1法语：这完全是个现代文明国家。

2法语：为什么收不到呢？波兰不是非洲。

汽车弯来弯去，避开一些讨厌的大坑，在一条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前进。他们经过一些小村庄，尽是草顶的圆木房子，在一根根圆木之间漆上了蓝条条。司机得把车绕开在路上游荡的猪、鸡和牛。许多房子由于天长日久，历经风吹雨打，变成了灰色，一溜歪斜，或者快要倒塌。一些房子没有窗户，但是差不多都有新的、或是新油漆过的门。每个村子的附近都有一座木头造的教堂，矗立在一块高地上。在洒满阳光的田野上，男男女女都手拿农具在劳动，有的用马拉犁。汽车经过许多辆装满手砍的木材的大车，拉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马，赶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女人和男人，这些人要不是有头巾和胡子作为标志，真是难以辨别他们的性别。他们的汽车一直开到奥斯威辛，一路上没看见一台拖拉机、一辆汽车或是任何其他机械。奥斯威辛是铁路线上一座中等城市，有砖砌的房子和宽阔的街道，一条浑浊的河流从城里穿过，把它分成两半。汽车开到城市的主要广场，在电话局前面停了下来，娜塔丽和班瑞尔下了车，去给斯鲁特打电话。

拜伦顶着烈日在广场上散步，引得一些居民偷偷地朝他望。他买了份冰激凌，女售货员一声不吭就收下了他的钱。奥斯威辛和华沙完全不同：这是座低矮的城市，到处是淡褐色的建筑物，有一副穷乡僻壤不欢迎陌生人的神气。拜伦巴不得离开这里。当汽车驶进一片平坦的绿色田野，在沿河的一条肮脏的道路上行驶时，娜塔丽告诉他说，斯鲁特发了火，也吃了一惊，尽管她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斯鲁特还是对拜伦的头脑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我看他是得了神经病了。”她说“你看他是不是怕德国人？”

“你看，这么样离开他有点失礼。”

她朝拜伦奇怪地瞟了一眼，说：“这完全不是什么失礼问题。要知道，我们在一起一直谈到清晨，他应该讨厌我了。”

“什么？我看见你是三点回来的。”

“不错，可是后来他又从走廊里给我打电话，说他疲劳过度，睡不着觉，我又下楼和他出去了。”

“原来如此。那你一定累坏了。”

“怪得很，我觉得挺舒服，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现在又有这么新鲜的郊外空气！波兰的空气闻起来那么美妙。我在书上从来没读到过这个。”

“波兰是第一流的国家，”班瑞尔用英语说，一边拿手捋了捋胡子。“强壮的人民。希特勒一个大威胁。不要战争。”

拜伦在梅德捷斯度过的这段时间，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好象去了趟月球一样。虽然有常见的教堂耸立在常见的小丘上，可是村民差不多都是犹太人。梅德捷斯是由一簇建在弯弯曲曲的狭窄土路或石子路边上的房子组成，有些是圆木的，有些是灰泥的，只有少数砖房，一路倾斜下去通向一片平坦的绿色草地和一条蜿蜒的河流。在离镇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幢式样象法国城堡的大房子，没有屋顶，在河岸边荒芜着。那个贵族之家已绝了后，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了难，但是这个村镇却保存了下来。杰斯特罗一家和他们的亲戚似乎占了梅德捷斯的一半。他们簇拥着娜塔丽和拜伦，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从一家带到另一家。昏暗的房子里面都差不多：小房间，大炉灶，笨重而光亮的维多利亚式家具，花边窗帘；每家房子都有一群孩子，从地下爬的婴儿到少年儿童年龄不等；一张张桌子都摆满了酒、蛋糕、茶、糖块、伏特加和鱼。这一切都没法儿拒绝。呆了一会儿，因为没看见厕所，拜伦感到很不舒服。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别人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在他看来，好象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不停地同时讲话。娜塔丽和那些穿黑上衣、黑裤子、笨重靴子、留长胡子的男人谈话，和那些没有涂脂抹粉、劳累过度、穿了拖到脚踝的朴素衣裙的女人们聊天；他们好象都被她迷住了。每座房子外边，都围了一大群人，他们隔着窗子参加谈话。两位国人的来访，显然是战后梅德捷斯最重大的一件事。

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没有人行道，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没有汽车库，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没有路灯，没有救火龙头，没有广告牌；除了沿河的一排电线杆外，没有一种声音或一种景象能把这个城镇和二十世纪联在一起。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是唯一从这个地方移居外地的一代人。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锡耶纳大主教的高雅朋友，在这儿生活到十五岁。那时候，他看来就象这些苍白、瘦弱、勤学的男孩子一样，戴了顶黑色大便帽，耳边留着鬈发！拜伦不能想象这些人怎么看待他，但是他们对他象对娜塔丽一样热诚，不过用手势和微笑来代替对她的滔滔不绝的谈话。（第二天娜塔丽告诉他，她把他说成是自己的保护人，是埃伦叔叔派来的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们毫不怀疑就相信了，既然美国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同样地不同寻常、使人吃惊和不可思议。

那天晚上，关于睡觉的安排也和所有事情一样新奇。拜伦被安置在拉比的家里。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全村有一半人都参加了，有那么一会儿村里的神父也参加了，他长着棕色胡子，要不是秃顶、穿了黑袍子，模样儿可真象班瑞尔，他的突然出现，使每个人都冷静下来。人们谈论的语言改成波兰语，后又改成德语，最后这个语言拜伦是很懂得的。神父想对不信犹太教的美国人殷勤款待一番，班瑞尔靠拜伦用德语及时帮忙，想法把他的邀请岔了开去。神父离开后，人们就围着班瑞尔和拜伦胜利地欢呼。这位美国人由一群犹太学校的男孩子护送，在歌声和掌声中朝拉比的砖房走去。领头的就是新郎自己，一个十八岁左右、脸色苍白、留着稀疏山羊胡子的小伙子。

拉比和他的妻子想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那是一张黑色的四柱大床，上面摆着大枕头，但是很显然，这是屋里唯一的一张大床，拜伦不肯睡。这又引起了一阵意第绪语的讨论。这座房子的第二间卧室里有两张床、一块铺上褥子的板铺搁在两张椅子上，房间里面已经有五个嘁嘁喳喳的女孩子，在商量的时候，她们就开始羞红了脸，笑起来。好象他们打算让拜伦睡到其中的一张床上去。显然，再想不出别的体面的办法了，他最后还是睡到了正屋的地板上，这个房间既是客厅又作饭厅，周围摆满了大本儿皮封面的书。拉比给了一床羽毛垫子让他睡，因为六个从克拉科夫犹太学校回来的男孩子也和他一起躺在同样的垫子上。他也就不觉得委屈了。说真的，他在梅德捷斯拉比家的地板上睡得比在华沙的欧罗巴大旅社里还香。他发现羽毛垫子倒是能催眠的。

第二天，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娜塔丽绕着村镇闲逛，从田野沿着河边走，经过一座古老的墓地，一直到那座大房子的废墟。婚礼的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所以这家人今天就让两位客人自己玩玩。梅德捷斯狭窄、泥泞的街道——夜间下了场大雨，拉比家屋顶上哗啦哗啦的雨声，使拜伦睡得更香——充满秋天干草和成熟水果的芳香，在那些自由自在地游荡的鸡、鸭、牛、羊的气味衬托下，这阵芳香似乎分外强烈。一些家禽遭到了恶运，片刻前还高高兴兴地在早晨的阳光下大摇大摆地散步，过了一会儿，就已被嬉笑着的孩子们抓住，嘎嘎叫着，扑打着翅膀，进了屠宰场。在房子和谷仓后面的田野上——这些谷仓大部分是单间的圆木建筑物，有厚厚的黄色稻草屋顶——成群的牛马在草地上吃草，草长得很高，夹杂着野花，在微风中荡漾。水虫有缓缓流动的棕色水面上滑动。鱼儿跃出河面，溅起水花，但是没有人钓鱼。

娜塔丽告诉他说，她和家里人谈话谈了半夜。对她来说，她听到的大部分都是新鲜事儿。她父亲总爱追述华沙的往事，要比对他的出生地谈得多。由于她只想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所以在孩提时代就已对所听到的一点点儿东西感到腻烦了。在这个村镇里，埃伦叔叔和她父亲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在美国都有了成就。关于埃伦-杰斯特罗、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个天文学家，一个癌病专家；在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中“教授”这个词儿的意思是含糊不清的。除班瑞尔外，没人知道埃伦曾写过一本关于耶稣的名著。娜塔丽猜想，埃伦的堂弟好不容易才没把这个成就声张出去。班瑞尔（这是他的原名乔彻南的昵称）在当地是个出人头地的人物。当他还在克拉科夫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作贩卖蘑菇的生意，后来兼作其他出口买卖，生意兴隆，终于把家搬到了华沙。但他又把儿子送回到克拉科夫的犹太学校读书，并在梅德捷斯他的表姐妹那里给他找了个新娘。这许许多多的杰斯特罗们和村里的其他居民一样，是靠种地和到奥斯威辛及克拉科夫市场上出售奶制品生活的。

娜塔丽曲在这幢破房子里爬来爬去，探索着前进，一会儿没了影儿，后来踏穿了一块腐朽的地板，从十到十二英尺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拜伦听见了木板破裂的声音、她的尖叫和砰的一声响。他连忙去找她。她象个摔坏的洋娃娃似的趴在那儿，裙子翻起，露出系吊袜带的白腿。她正摔在一片烂泥和厚草上。不管这里的地板曾经是什么样的——也许是镶板的，或者大理石的——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拜伦替她拉下裙子，扶她坐起来。她神志倒还清醒，不过吓呆了，脸色发青。过了一两分钟，她的脸色才转过来，两眼又恢复了那种活跃而调皮的神情。她摇了摇头。“老天爷，真把我摔得头昏眼花，拜伦。我想这下子可完蛋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哎呀，真吓死人。我没事儿了，扶我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