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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1页）

我说：不会吧。这么卖命。回老家看看父母吧。

他索然说：不想回去。垂了头，又说，家里一摊子烂事。

我坐他床边，说：说我听听。

病中的他很脆弱，显然有诉说的欲望。便跟我说：我侄子今年高考没考上，姐姐让我给安排个事。我让他去基层学技术，他嫌苦，不愿做。我也不能给他更好的安排。姐姐不理解。还有，三亲六戚，外带全村人都把致富的希望放在我身上。我苦不堪言。

我忽然想起，上次看到的他的几个亲戚。

我又想到小军，讷讷说，其实如有能力，帮一下，也应该。

他说怎么帮，直接安插一个工作么？他们能做吗？体力活不愿干，就想做管理者，以为只要像旧时候的太爷呼风唤雨就行。给钱么？是给钱，不用正途，吃喝嫖赌，我有时候想究竟是不是在害他们。试图跟他们做工作，他们理会不清，只觉得你飞黄腾达就不认旧亲戚了，就觉得“一人得道”，“鸡犬”必然要“升天”。思想深处的东西，根深蒂固几万年了，清除不了。我不是不想帮，在家乡出资修公路，建学校，办厂。但是也就给政府做了政绩工程，厂子从来没有赢利过。反正很烦。

我点点头，说：尽力就好了。个人的作用毕竟有限。很多是社会的问题。

“不错。”他立即接上，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可悲。公司的案子大概也会不了了之，我们力争上游，希望在经济高地，有国人自己的技术和尊严，不惜代价地搞研发，可国家没有相关的保护，国人没有相关的意识。我们做得再好，社会的问题积重难返，又有什么办法。照这样，中国永远要受制于人。”

“个人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我有时候也很迷茫。年轻的时候，觉得只要有一个目标，只要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去够到，即使不是我自己，后人按着那路线也够得到，现在，觉得个人的能力真的很渺小。相比社会的沉疴，相比人心的顽固，更不要说政治，一个简单的行政命令可能就可以摧垮你的一切努力。你知道，中鼎的产品，我们也可以做。但是，我不主张，那只是一个政策行为导致的机会产品，不是真正的市场需求，我不会去做，哪怕损失，对企业来说，安全更重要。”

“其实我喜欢挑战，碰到困难，我反有激昂的血，我会告诉自己，可以了，看你怎样一步步走出来，不错，看自己一步步出来，很有成就感。我是个崇尚理性的人，觉得人能把握自己，战胜世界。但是这样的观念，近些年淡薄了些。很多问题，无法解决。有时候觉得自己理想化了一点。”

……

我静静听他讲，经济，政治，个人的抱负，都是我陌生的领域，但是，真的有一种开拓的神往。

他的世界的确有让我回味的东西。

我不由想自己，我在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

随波流转，养活肚皮，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人下意识的生活方式了。做个空心人，肆意地笑，哪怕并不怎么好笑；肆意地玩，哪怕其实根本刺激不了神经。阅读快餐式心灵读本，悼念自己曾经柔软的心，幻想世界依然纯净。社会、责任、价值，这类词，离我们太远了，远得从孟韬嘴里说出来时，我觉得代际间的鸿沟如天堑。我们这代人心里崇高的东西，流失在哪里？

觉得沉重。想张口与他探讨，但先就沉默起来。

厨房的粥香飘了来。我觉得饥饿。来自心灵。便跳下床，去吃。先把胃填饱，再想心灵的事情。

过年没有回去。因为买不到火车票。中国的春运想起来总让人不寒而栗。铺天塞地全是人。尤其是那些绿皮车厢，走廊不说，就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全堆满人。让人充分领会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极端的情况，列车员干脆出不来。每到一站，门都无法开，上下车的只能从窗子里爬。那小小的空间，跟沙丁鱼罐头似的一挤再挤，压得扁平，扁平中充斥着骂声、怨声、哭声。让人一而再地想，人的生存能力真的很强。

我们的线太热，春节前一个月票就卖得精光，每个定票点听说是我们那线就直摇头。同事让我找找关系，可我又有什么关系可找。飞机票又不打折，权衡几下，还是觉得肉疼，打算攒钱买房的，就只好滞留北京。

小军也未走脱。他也不想回。家里只有父亲，跟他像仇人似的。我们便一起过春节。说是一起过，也就是除夕一起吃饭。我做的饭。买了菜谱，像模像样做了几道只有饭店才出得来的菜。

几个菜做得我筋疲力尽。吃饭的兴致就减了不少。其实是想念亲人，妈，弟弟，小松。喝了点酒，让小军自便，我就躺床上去了。发了会呆，给小松家挂电话。

后妈和弟他们都在一起过年。于是一个个讲。我对后妈说：买不到票。就哭。后妈说哭啥啊，新年，要开心一些，有没有做点好吃的。我说做了，一一汇报做什么菜，因为孤独，甚至告诉她那些菜该怎么做。又说，小军在我这呢。我们俩个人还好。弟弟抢过话筒，说：姐，放烟火了，有没有听到。我听到老家热闹的爆竹声，可以想象烟花在天空的绚烂，便说：听到了。弟弟说：姐，你上次寄回来的吃的全吃完了，再寄一点。我说你个馋鬼，是不是都给你吃了，小松呢。你是不是没给他。弟弟说，小松是大人，人家才不要吃。我说，把电话给他，不想跟你说话。弟弟说：谁想跟你说话。小丛还是凶天婆。我气得哇哇叫。小松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