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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3页）

“别怕。我总是在看着你的，即使你见不到我也一样。”

莱纳点点头，关上车门。独自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向地铁站走去。商店都没开，他是唯一的行人。等看不见男孩的背影了，安德烈才动汽车，缓慢退出横街，转了个弯，返回西柏林。

他这时候相信这场戏能蒙混过关吗，也许不。相信莱纳能全身而退吗？估计也不。霍恩斯比逼他写了一份紧急预案，以便情况危急时将麻雀从暴风眼里揪出来。他们给每个“资产”都做这种预案，与其说未雨绸缪，不如说是为了安抚良心的官样文章。你听听这个名词，“资产”！资产意味着你们可以被交易和售卖，必要时一脚踢开。但预案还是有的，外交大臣和相要求看到这样的东西，这让他们晚上睡得好些，深信他们所运营的疲惫岛国比其他地方更有良知。安德烈不相信良知，这是坐办公室的人明出来的又一个文字游戏而已。

路过勃兰登堡门的时候安德烈多看了一眼，战争留下的痕迹仍然明显，火车站前面的空地泥泞而荒凉。他后来很少谈起柏林有些新人甚至不知道他去过柏林，但我想他心里很喜欢这个城市，这里的人说着他母亲的语言，听起来像亲眷，像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他也羡慕莱纳，莱纳无论如何是属于东柏林的，而东柏林也属于他，而安德烈却永远被迫在日耳曼生母和盎格鲁-撒克逊养母之间做出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赫尔曼先生”和安德烈十分相似。他出生在德国，但精神上属于俄罗斯。他比安德烈幸运的地方在于，有那么三十多年的时间，他的故乡和他的精神故乡部分重合，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运气。他的朋友都叫他“米卡”，在克格勃的圈子里，他也一直用这个表示亲昵的俄语名字。你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激进的左翼人士吗？一个是排版工人，一个是报纸编辑，纳粹党刚上台不久，他们就带着儿子逃往莫斯科。他跟《明镜》谈过这件事，1994年，还是1995年，差不多就是那几年，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大标题，《你好，米卡》。那张军情六处费尽心思也拍不到的脸，大方地印在内页，彩色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亲眼见过“赫尔曼先生”的西方情报人员，应该就只有莱纳，如果他能算得上情报人员的话。第二次和科里亚见面的时候，他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安德烈精心编织的虚假信息：桌子上的无线电技术手册，衣柜里神秘出现的信号兵制服，还有忽然上门拜访安德烈的陌生人，穿着便服，但口音听着像美国。

与此同时，驻柏林美军大张旗鼓地越洋运来雷达设备，在汉堡港卸货，装上火车送到柏林。安插在码头工人和铁路搬运工之间的耳目同时向克格勃报告，美国船运来了大量疑似无线电收设备的装置，还有电缆、线圈和荧屏，种种迹象都明确指向雷达站。1954年年初，斯塔西第二司他们的反间处往安德烈的文件夹里加入了一个新的子文件夹：莱纳沃格尔，24岁，中学学历，苏联使馆的德语翻译。与安德烈关系亲密，目前处于斯塔西和克格勃的控制之下。斯塔西给莱纳的代号是“海伦”，八成是个故意的玩笑。

一个阴郁的周六早晨，有人敲响了莱纳的门。邻居大都已经搬到西柏林去了，这层楼只剩下他和一个在商店当售货员的女人。莱纳瑟瑟抖地从被子里爬出来，套上毛衣，出去开门，以为是邮差，想把送不出的信暂存在他这里。但门外不是邮差，是两个板着脸的壮汉，没穿制服，但从站姿看来就像士兵。他们给莱纳五分钟换“外出的衣服”，一前一后押送他下楼，塞进一辆运送果蔬的小货车里。

货厢壁没有开口，莱纳靠在冷冰冰的铁板上，什么都看不见，无助地随着车的颠簸而晃动。他原先以为又要去见科里亚，但车的行驶时间远远过了去玻璃工艺品店的时间。大概二十分钟之后，货车的晃动变得更频繁了，似乎开上了郊区小路。几次转弯之后，毫无预兆地停了下来，铁栓哐当一响，货厢门打开了，光线刺眼。一只手把莱纳拖了出去，推过狭小的花园，塞进客厅里，门关上了。

壁炉熊熊燃烧，从莱纳站着的地方都能感觉到热气。一个人从摇椅上站起来，冲莱纳微笑。这个人又瘦又高，令人联想到育不良的杉树。脸色苍白，好像长期挨饿，而且患有某种并不致命、却不容忽视的寄生虫病。他绕过沙，过来和莱纳握手，掌心意外地温暖。

“原谅我的下属，沃格尔先生，我叮嘱过他们，这不是逮捕，是邀请。他们没听进去。”陌生人声音缓慢轻柔，没有明显的地方口音，年纪和安德烈相仿，那件灰色菱格毛衣让他看起来略微年轻一些，像个羞涩的文学院毕业生，“我的名字是赫尔曼，你见过我的朋友科里亚了。”

我知道你，你杀了我的哥哥。莱纳点点头：“你好。”

“坐下，沃格尔先生，您冷透了。我给您准备了茶。”

大块松木在壁炉里噼啪作响，暖意像厚毛毯一样卷着莱纳。他陷进沙里，看着那个吸血鬼似的斯塔西头子把热茶倒进瓷杯里，捧着茶壶的手如同一只扁平的灰白色蜘蛛。房子里很安静，似乎没有别的活物住在这里，一道楼梯往上通向阴影。

“我一个人住在这里。”赫尔曼说，显然留意到了他的目光，莱纳收回视线，觉得有些尴尬，“郊外的空气对我的肺有好处。”

他把茶杯递给莱纳，后者接了过去，道谢。

“我觉得有必要和您见面，沃格尔先生，不仅仅是因为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也因为接下来我会代替科里亚，听你的定期报告。”赫尔曼往茶里加了一勺糖，然后再一勺，又是一勺，“所以，怎么说呢，欢迎加入斯塔西，我们当然不会给你一个正式的职位，这可就太笨了，不是吗？但你是我们的一员，我们总是细心照顾自己人。”

莱纳盯着茶水，吞咽了一下，“谢谢。”

赫尔曼打量着他，轻轻放下勺子，右手手肘撑在沙扶手上，支着下巴，“这曾经是我祖父母的房子。”

“很舒适。”

“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吗？”

“不知道。”

“希特勒青年团杀了他们，因为他们帮助犹太邻居逃跑。那些狂热的傻瓜也许只是想‘教训’一下我的祖父，不一定是预谋谋杀，他们用球棒打断了祖父的手指，然后敲了他的后脑。如果有人把医生叫来的话，也许他们都能活下去，但没有人去叫医生。”赫尔曼看了一眼门厅，也许那就是祖父倒下的地方，继续用那种过分低柔的声音说下去，莱纳不得不集中精神才能听清楚，“你也许听说很多关于斯塔西的坏话。但是，沃格尔先生，我和斯塔西的使命，是防止类似的惨剧重演。不只是在德国，而是全世界。东德目前还在蹒跚学步，但很快，所有人都会看见我们的榜样，公平，安全，再也没有暴君和狂热分子。很困难的任务，我们无法自己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帮忙，沃格尔先生，好人，诚实的人。”

这听起来就像东德电台里颠来倒去重复的陈词滥调，但从赫尔曼嘴里说出来异常真诚，莱纳吞回自己的意见，点了点头。

“你还要学很多东西，沃格尔先生。”

“学什么？”

“一些安德烈不希望你学会的。”斯塔西的幽灵告诉他，“如何成为一个好间谍。”

第十四章

每周一次“赫尔曼先生”这么安排莱纳和一位女士见面，地点在河边的一栋废弃建筑物里，远离军情六处爱管闲事的眼睛。这栋楼曾经属于一家船运公司，有一个朝向码头的仓库，在轰炸中烧毁了，剩下些参差不齐的墙壁残迹，像长在地上的蛀牙。那位女士没有名字，莱纳以“女士”称呼即可。她在回声重重的厂房里教这个东德学徒怎么用微型相机，用何种方式隐藏缩微胶片，报机的用法，电码表，什么叫死信箱，怎么用，跟踪和反跟踪，诸如此类，基础的“手艺”。军情六处此前从来没想过这栋废弃建筑有什么用途，现在悄悄布置了流动哨，希望能观察到一些意料之外的“野生动物”，而且小心藏起这个新信息，没和美国人分享。

“麻雀”，由军情六处招募，却由斯塔西负责训练。安德烈在回伦敦的报告里这么写道，可以想象到他的语气，自觉有趣，甚至有些得意。即使在柏林，这也是个难得一见的奇遇，足够在帕尔摩街的俱乐部里吹嘘半年的。虽然安德烈不是喜欢吹嘘的类型，帕尔摩街也没有几个俱乐部会接纳他，在那些戴着单片眼镜的“上层人士”眼中，安德烈终究是个不可信任的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