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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3页）

“这样就只剩下我和你了。”瓦西里宣布，“一整个夏天。”

这“一整个夏天”的承诺支撑着菲利克日复一日地给第十部门打字和翻译报告，是很枯燥，但感觉没有一开始那么糟了，他甚至接受了自己可能一辈子当个小文员的可能性。可能科里亚叔叔觉得他完成任务太慢，决定放弃这个毕业生。也许没什么原因，他就是不走运，这都没什么所谓了。菲利克已经不再梦见那个脸色煞白的教授，他向那条通往深渊的小路走了一步，又退了回来。

至于瓦西里，因为他是瓦西里，似乎在反间处一路顺风顺水。他很信任菲利克，但他毕竟也是个克格勃，非常谨慎，从不向菲利克透露和工作有关的任何风声，但偶尔他会说漏嘴，讲出某个他以为菲利克不会知道的姓氏和街道名，菲利克推测他应该接手了监控西德驻苏联外交人员的工作，按照这个度，很可能再过几年就会成为少尉。菲利克想象他是某种灵活的捕食者，不管在多陡峭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最快的方法往上爬。这个想法他小心地藏在心里，没和瓦西里提过一个字。

最后，比夏天来得更早的是调动命令，悄无声息，埋在厚厚一叠电文和报告里，堆到他的办公桌上。那张薄薄的纸盖着许多个鲜红的公章，像喷溅的血迹，正文简短而冰冷，告知菲利克·奥尔洛夫，从下周一开始，他就是特勤处的雇员了。文件袋里还放着一本护照，菲利克把它翻开，看了看上面的签证，呆坐在原处，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担忧。

第三部：窄路

第15章

那些到“旷野”里去的人们，往往会对他们落脚的第一个城市产生特殊的感情，有时候是恨，大多数时候是不愿承认的爱。彼得每次回忆起马赛，总是带着一种揉合了遗憾、不安、温柔、焦灼和甜蜜的情绪，就像人们凌晨时分醒来，突然想起已经记不清相貌的露水情人那样。这位露水情人击碎了他和瓦西里尚未开始的夏天，菲利克会为此痛惜，但对彼得而言，过往这二十多年就像一条弯曲的河流，里面流淌的是碎玻璃，多一块碎片，少一块碎片，没什么区别。

他们本来是有时间道别的。科里亚叔叔提早两天把出日期告诉了菲利克，后者当晚就违反规定，把这件事告诉了瓦西里。两人约定在“2号营地”见面，那是河边一个荒僻的公园，远离大路，只安装了零星几盏路灯，到晚上基本上是一片漆黑，而且植物茂密，更像个野战训练场而不是公园，就算被跟踪了也可以轻易逃脱。

唯一的问题是，瓦西里没有来。

菲利克独自坐在长椅上，看着河水。按照1o1学校的训练，每次秘密会面都应该留有迟到的余地，毕竟外勤不是地铁班次。他和瓦西里约定的迟到窗口是三十分钟，要是过了这个时限，就赶紧离开。二十分钟过去之后，菲利克开始频繁看表，盯着穿过树丛的小路，每一阵扰动树丛的风都让他神经紧张。三十分钟一到，菲利克站起来，快步离开了公园，因为担心有人跟踪，还特意往反方向绕了很长一段路。

没时间去探究瓦西里怎么了，他的航班深夜从莫斯科起飞。根据护照上的入境章，苏联公民菲利克·奥尔洛夫是在1973年5月27日早上到达巴黎的，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真名和真护照入境。菲利克在每站都停一下的慢车上颠簸了五个小时，才总算拖着行李走到马赛的烈日下。领事馆派了人来接他，开着一辆车前盖掉了漆的雪铁龙2cV，司机每次踩下加油踏板，整辆车就剧烈地颤抖一下，好像要当场呕吐出零件来。

当地联络站检查了菲利克的护照，收走，换了另一本给他，上面贴着菲利克的照片，盖着货真价实的钢印，出生年月也是对的，但名字变成了“菲利克·奥加科夫”，官方身份是贸易代表，专门出口伏特加的。特勤处通常会基于特工的真实姓名来取工作名，有时候保留名字，姓氏换几个字母，有时候反着来，保留姓氏，换一个名字。这样可以避免特工忘记临时的假名，更重要的是，假如有好事者去翻查档案，特勤处也可以搪塞说看错了，只不过是拼法相似而已。

这个港口城市的一切都令菲利克着迷，像碎了一地的彩色玻璃，混乱然而美丽。老港挤满了小渔船和鱼贩，竞相吆喝叫卖，每隔几分钟就跺脚喝骂，驱赶偷偷摸摸的海鸥，没什么用，这些鸟儿从空中俯冲下来，叼走尺寸小一点的鱼，躲到高处，贪婪地啄食。带血的鱼内脏滑落，堆在石头缝隙里，在地中海的热天里不一会就散出怪味。老城的房子互相紧靠，油漆和石灰一起剥落，但窗台上放着的天竺葵和毛茛花束弥补了这个缺陷。这个海滨城市聚集了菲利克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各种人，穿着亚麻夏季西服的英国茶商，裹着鲜艳头巾的北非移民，印度水手，逃亡的阿尔巴尼亚人，形迹可疑的葡萄牙人，还有他这个看什么都很吃惊的苏联人。沿街的商店摆卖各种会被莫斯科人分类为“没用”的东西：切成大块的肥皂，旧书，古董家具，铜器，贝壳饰品，声称可以平息风暴的护身符，茶巾，骨质占卜用具。书店是他最常去的地方，菲利克用出国第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骄傲地把这些遭受苏联查禁的小说摆在床头，在这个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没有躲躲藏藏的必要。

相比起海边，菲利克更喜欢到山上散步。通往山顶圣母堂的小路犹如迷宫，某个即将下雨的午后，正当菲利克在山腰密密麻麻的低矮住宅之间迷路的时候，一个算命的女人拉住菲利克，要求他付一法郎，否则当晚就会死于非命。菲利克跑过两条街，翻过一道篱笆，才总算摆脱了她。

他写信给瓦西里，描述了这些奇遇。寄回国内的信都需要经过审查员的核查，他们会涂黑任何他们觉得“危险”的段落，从来没有人知道标准是什么，不同的审查员涂掉的段落也不一样，也许唯一的标准是他们当天的心情。菲利克希望瓦西里至少能读到算命女人的那一段。

联络站里的其他苏联情报人员并不像他那么喜欢马赛，在他们眼中，这地方臭气熏天、吵闹而且危险。大多数人只对酒和女人感兴趣，甚至在工作时间去酒吧，借口“展当地线人”，还没天黑就喝得烂醉，每到月底就捏造一堆乱七八糟的报告，回莫斯科，反正不会有人来核查报告的可信性。

马赛联络站的站长是个壮硕的中年人，从侧面看不算惹人讨厌，可惜谢顶严重，头顶像是被刀削走了一块。他的法语很糟糕，对收集情报也没有显著可见的兴趣。菲利克不明白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坐上站长的位置，也许他是某个将军的侄子之类的，裙带关系一向是苏联官僚系统的硬通货。菲利克第一次到他办公室去的时候，这人花了半小时抱怨莫斯科不把马赛领事馆当一回事，他反反复复向总部申请一个“猎人”，快一年了才等来一个毛头小子。

“把这玩意搞定。”他丢给菲利克一个文件夹，从语气听来，就像是床底下有一只死老鼠等待处理，“你一个人能应付的吧，小子？”

菲利翻了翻档案，一个和克里姆林宫关系亲密的俄国商人，两年前叛逃到比利时，被法国情报人员接管，最后改名换姓定居马赛，源源不断地给法国人和英国人泄漏莫斯科的秘密。文件列出了目标的详细地址，附带三张照片，两张是证件照，另外一张是用长焦镜头从远处拍的，目标刚从家里出来，一手按着帽子，一手拿着手杖。站长让他研究了几分钟照片，伸手把整份文件抢了回去，锁进抽屉里。

“不准弄出太大的动静来，不然莫斯科脸上不好看，明白吗？”

“我明白。”菲利克回答，忍着不翻白眼，“但我需要您允许我全权处理这件事，长官。”

“什么意思？”

“我可以用我觉得适合的任何方法，联络站为我提供我需要的任何东西——钱，武器，一般是这两种——除了您之外，其他人不能过问。”

对方沉默了一会，菲利克能看见他咬牙，好像在咀嚼一颗烤焦了的坚果。他盯着菲利克，菲利克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垂下视线，摆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像是为自己刚刚说的话感到羞愧。他在面对那些自视过高的克格勃男人时总是用这一招，比如父亲，比如1o1学校的教官，非常偶尔地，他和瓦西里吵架的时候也这么做。

“只要你能让这家伙闭嘴就行，他快要毁掉莫斯科的武器生意了。”

“谢谢你，长官。”

他花了两个礼拜来做这件事，先在露天集市上接近女仆，自称是货船上的无线电报员，慢慢地和她调情，摸清楚了她的上下班时间。这个前军火商家里只雇了两个帮工，一个是厨娘，负责三餐。另一个就是这个女仆，负责打扫、跑腿和其他杂务。晚上九点之后家里就没人了，那个女孩告诉菲利克。她是在鲁西永附近的村野里长大的，说话有浓重的口音。她似乎很喜欢她的雇主，谈到他满屋子的古董钟表藏品，谈到雇主心情好的时候会多给她几个硬币，他还有头痛病，需要定时吃药，所以她每周五都要到药剂师那里去一趟。

菲利克专心地听着，伸手去拿糖罐，故意碰到她的手，女孩脸红了，菲利克笑了笑，邀请她星期五一起喝咖啡，不要到闹哄哄的老港来，而是去药房附近，免得她来回跑。女孩忙不迭答应了，星期五当天早早等在咖啡馆里，五个药瓶裹着纸包，放在手提包里。菲利克耐心地听她讲厨娘的风流逸事，趁她去洗手间的时候调换了手提包里的药。继续逗留了五分钟，借口要回船上去了，离开了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