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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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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上官雄的相逢是那么的巧合，像说书人讲的故事，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时，我们俩面对面站着，一个是八路军猛虎团的团长，一个是普通的游击队员；一个穿戴整齐，一个衣衫褴褛；一个红光满面，一个满脸是血……我们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差别，我心里也产生了微妙的情绪，尽管我异常的激动和欣喜。我们沉默地注视着对方，我无数次想好的见面要说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浑身微微颤抖。要不是八路军的另外一位团长和李朝阳从里面走出来，打破了僵局，我们不知道还要僵持多久。那位团长见状，十分惊讶：“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上官老虎！”上官雄笑笑说：“没什么，没什么，碰到了一位故人！”

上官雄的语言显得十分平静，而我，还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心里激动得翻江倒海，他的心情是否和我一样？他眼中的闪亮的泪光也消失了，也许他隐藏了内心的激动，我毕竟是他从小就同生共死的兄弟啊！上官雄笑着把我拉到了那位团张面前说：“张团长，这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李土狗，湘江之战，我以为他牺牲了，没想到他还活着，还来到了太行山，真不容易！”张团长听完上官雄的话，显得比上官雄激动，赶紧过来握住我的双手说：“英雄啊，英雄！这么多年，你一定受了很多苦吧！”我想流泪，可我的泪早就流干了，我已经不会流泪了，只是被打烂的耳朵上渗出了血。

李朝阳也不敢相信我这么容易就找到了我要找的人和他的队伍，宋其贵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答应过他的，无论如何，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他和弟兄们受委屈，他根本没有必要害怕什么，他应该和我一样高兴才对。张团长看到我耳朵上流下的血，说：“你这是？”李朝阳说：“张团长，要不是他舍命爬上城墙杀鬼子开城门，我们是拿不下县城的，他在开城门的时候，耳朵被打烂了！”张团长马上叫道：“卫生员，卫生员呢！”

这时，上官雄才伸出了手，和我的手握在了一起。

我的手是那么粗糙，而他的手显得平滑多了。

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们可以感觉到相互的心跳。

可我心里隐隐地感觉到，我们紧紧相握的手掌中间隔着一层薄薄的不易觉察的纸。上官雄还是以前那个上官雄吗？我希望如此，可我不敢确定，真的不敢确定，此时的他，仿佛站得很高，而我站得很低，我似乎够不着他，他根本就不需要我的保护和相救，看来梦中的一切都是反的，这让我欣慰而又不安。卫生员来了后，上官雄松了手，说：“土狗，去处理一下伤口吧，可不要再发炎了。见面了就好，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在一起，我们可以找个时间慢慢地说说这些年的情况，你现在先去疗伤吧。”我知道他所指的发炎是什么意思，想到那事，我心里隐隐作痛，我不明白他有没有把我那难以启齿的事情连同我的英雄事迹一起告诉给张团长。

我随卫生员走后。我听到张团长在后面说：“上官老虎，你这个兄弟可是一条不可多得的好汉子呀，我想让他跟我走！”

上官雄笑笑：“你别打这个小算盘了！”

张团长说：“你手下已经战将如云了，还缺这一个！”

上官雄又笑笑说：“这个可不一样，你拿十个和我换一个，我都不换！”

张团长说：“好你个笑面虎，这个李土狗我要定了！”

……

宋其贵跟在我的身后，从那时开始到他死，他一直跟着我，我搞不清楚，他心了究竟害怕什么。

部队打扫完战场就撤出了晖县县城，八路军主力还得往延安方向运动，游击队留在县城里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带着宋其贵等几个剩下的兄弟参加了八路军，张团长没有把我要走，我留在了上官雄的队伍里。

我和李朝阳是在刘佩兰的新坟前分手的。

李朝阳在我们撤出县城的过程中，一直背着刘佩兰的尸体，我们说，大家一起抬吧，李朝阳没有吭气，背着刘佩兰的尸体，快步如飞。我们紧紧跟在他的身后。李朝阳找了个向阳的山坡，把刘佩兰的尸体放了下来。他终于说了一句话：“佩兰，你就在此处安息吧！”我们就在这里挖了个墓穴，把她安葬了。安葬刘佩兰的时候，风呼呼地叫着，李朝阳已经哭不出来了，只是沙哑着嗓子嚎叫着！他野狼般的嚎叫刺激着我的心脏，我也和他一起嚎叫起来，我想，这是男人表达悲伤最好的方式。在这个时候和李朝阳分别，是十分残忍的事情，我很清楚，和他这一分别，就永远也不可能在一起飞奔了，永远也不可能在一起比赛杀鬼子了！可我没有留下来的心理准备，只能离开！他和我分手时给我提了个要求：“麻子，我们交换枪吧！”我同意了，我把我的王八盒子给了他，他给我了一支盒子枪。他和我交换完枪，和上官雄他们别过后，就领着游击队的弟兄们从另外一条小路飞奔而去，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呼啸的风淹没了魂灵的号叫。

我在许多夜晚，会梦见刘佩兰，浑身血肉模糊地站在我面前……

行军的间隙，上官雄会警卫员洪大武过来叫我去和他说话。说实话，我对洪大武没什么好印象，不是因为他在晖县县城用枪指过我，他这个人说不上有什么毛病，就是在上官雄面前时，给我笑脸，一副友好的样子，单独面对我时。冷若冰霜。

面对上官雄，我的话很少，基本上他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很多以前想好见面后要说的话，都被我省略掉了，时过境迁，那些充满兄弟深情的话语，怎么也找不回来了，我不知道丢在那里了。

上官雄问：“湘江之战后，你到哪里去了？你活着，为什么不来追赶队伍？”

我说：“我受伤后投了江，被一对父女救了。我找过队伍，可没有找到。”

上官雄问：“那后来呢？”

我说：“后来就到了大别山，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鸡公山一役，我死里逃生，听说红军改成八路军了，在太行山一带活动，就来到了太行山，结果碰到了李朝阳的游击队，和他们一起打鬼子。”

上官雄听说我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干过，脸色变了。我是个实在人，做过什么毫不隐瞒，至于上官雄怎么想，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见他好好的，还当了团长，我为他高兴，关于他的事情，我想问，但是一直没有开口。上官雄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土狗，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呀，你脱离队伍那么长时间，一切都要从头再来！还有，从今往后，千万不要在和任何人提起在国民党队伍里呆过的事情，明白吗？”

我不明白，可我还是点了点头。

我和上官雄的确有了很大的距离，仿佛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我不解的是，上官雄一直没有问起张宗福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张宗福当年送给他的那支勃郎宁手枪，他有没有保留下来。

有一次，我和他谈话完后，对他说了一句：“张宗福营长在你们走后不久就战死了！”

上官雄淡淡地说：“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