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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二十一章 棘手（第1页）

明永乐以来科举大兴，各地来京会试举人因人地生疏等原因多受店家欺凌。就有京官会同本乡商贾在京师买房置地，建设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称“试馆”，也称会馆——会试之馆也。

随着太平日久，在各繁华辐辏之地，又有商贾建设各类同乡会馆，或行业会馆，蔚然成风。与一般商业活动不同的是，会馆多有乡土或行业类排他行为——非本乡本土和其他行业的，多数馆所是不接待的。

不过今日来到大同会馆的人，是非接待不可的。因为来的人并不与他客气，进来时非但气势汹汹，而且带着手铳和腰刀，铁尺、铁链和染着黑红两色的执法棍也一应俱全。

打头的正是陈典吏，他趾高气扬带着一伙子衙役进来，吓得会馆掌柜一溜小跑到跟前，点头哈腰道：“陈老爷，您您这是来办.办.”

“办案！”

陈典吏三角眼上下打量掌柜一番，脸上横肉翻滚，从牙齿缝吐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威吓：“有个叫做乔礼维的，头些天在你家住店？”

那掌柜抹了把额头上的汗，道：“您说的是乔举人？是，是，小的记得他，他住了一年多，本月十三那天走的，说是回家过年”

“都拿下！”

“哎？这是怎么话说的？我们犯了什么天条？”

陈典吏脸上露出一丝狞笑，“他确是犯了天条，不过你是否参与其事，跟我到衙门走一趟就知道了！”

随后的大同会馆狼奔豸突，不必细表。哭啼啼的会馆掌柜跟伺候过乔举人的伙计，还有一个给乔举人暖床的小唱，被陈典吏一同打包带走，倒吓得四邻不安，鸡飞狗跳——这几天的京师，到处都是这般场面了。

万历十五年的冬月二十三，在武英殿觐见的王通王习之呈上了“隆庆党案”的密报。朱翊钧览奏之后，面沉似水。

南台会议之后，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界新兴势力在朱翊钧的保护下逐渐发展壮大，各种“复古学派”、“人文学派”、“人本学派”等等令人瞠目结舌的学说“百花齐放”，近乎“群魔乱舞”。

复古学派提倡“尽复百家之学，仁王择其‘善’者而用之”；人文学派在心学的基础上实现大扩展，提倡“人为宇宙主宰，无人则无宇宙，故一切施政之要都在于个人发展”；在此基础上，人本学派则提倡“人欲是万事之原由”，大力鼓吹“纵欲”和“个人解放”。

宋世恩夫妇与鸿苞居士之间的混乱，思想根源其来有自——在大明南方，描述这些情欲的“枕匣书”和春宫图堂而皇之的在书店中售卖，朝廷无力禁止。在北方京师，这些思想的流传也是公开的秘密，卫道士因之而痛心疾首，甚至产生拨乱反正的想法也不足为奇。

当然，如同沈一贯等将过错归于已故中兴郡王张居正一般，卫道士们并没有将万恶之源归于皇帝的胆量——非是他们才智短浅，而是恐惧自己的思想向这方面有丝毫的转移。看书溂

在朱翊钧的强力推动下，“万历新政”变成了“万历变法”；他给予了张居正人臣之极的哀荣，以表露继续贯彻万历变法的决心；他建立了新军、改革了政体，解决了宗室问题，推动扩张和移民——这所有的一切，并非来源于思想解放或生产力的推动，其基础不过是万历五年“白色恐怖”，用鲜血和刀剑强行推动起来的。

如今，他强行嫁接的资本枝干已经壮大了，朱翊钧尽管身处深宫，但他从各处的奏报中，也能感受到它正在从历史和现实之中汲取营养，渐露狰狞。

但这头猛兽是否同样因为飞梭和纺织机的发明而走上原时空相同的道路，它汲取的营养中是否饱含着人民的血肉，朱翊钧此时并不知道。

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朝廷中出现的“隆庆党案”就是那片落下去的叶子。除了沈一贯的同年，下一届隆庆五年的那一榜也有七人结社，因反变法的政治理念相同，这一批与与隆庆二年的沈一贯等人已经合流。

随着变法的推进，这个党团逐步扩大，采取了极低调的发育策略并严守秘密，被此时竟然发展到三十多人。这些人在各部、司都有，平时聚会互通消息、针砭人物，并且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就是王通读给沈一贯那篇“结社誓词”。

揭帖案中，王通被皇帝面授机宜，主攻方向一直都是反变法的“党派”，抓住了核心之后，案子也顺利告破了。

在反对张居正任总理大臣一事上被罢官廷杖的官员中，有一个给事中叫乔祯维。他有一个同族弟弟叫乔礼维。此人中举后来京参加十四年的会试，结果名落孙山。

乔家虽不算大富之家，但供家中子弟走举业还是毫不费力的。因此乔礼维就留在京师准备下一次考试，在各种文会和同学间的应酬中接触到“隆庆党”外围人物，并也成为其中一员。

按照这些“朋友”的观点，乔礼维文章老成，十四年的大比文章花团锦簇，“通识直指”等科目也没有扣分之处。因此没上榜的原因只有一个：乔礼维被他本家哥哥乔祯维连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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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乔礼维在几次文会中更是被公认文章第一，心态却逐渐失衡——文章再好，今生没有进士之望。钻进牛角尖之后，他有些放浪形骸，整日醉醺醺流连花丛，就有会馆中同乡写信，将他的状态告知家中亲朋。

到揭帖案发生前，乔家家长的信也到了，催他返乡，否则就断了他的留京花销。乔礼维越想越郁闷，临走前想出口恶气，一时脑热带着家仆趁夜色将宋九的打油诗贴了好几十张。

贴完揭帖的第二天，乔礼维就雇了马车出了京师。若锦衣卫按照纸墨等线索追查，此案永远不能破。但王通从“隆庆党”入手，将所有成员的活动轨迹对照后，发现他在揭帖案第二天出京，那就准没错儿了。

八百里加急到大同，破家逮问，当然水落石出。

案件尽管厘清，但朱翊钧却觉得棘手——自己定下的变法大政不能说错，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嫁接”，或者说是一种“揠苗助长”，大明从思想上并没有做好进入资本主义的准备。因此，如何处置沈一贯这批并未违法的隆庆党徒就成为一个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