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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美国罐头（第1页）

他拉上裤子连滚带爬的回来，看到原来放锅的地方被翻出了一口直径四五米宽两米深的大坑，黑色的坑沿边上，散落着白的红的各种奇怪的组织和米粒。老伙夫半个脑袋好像刀切豆腐一样，那么整齐的切掉了，应该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不远处年纪轻轻的小兵也死了，他的身上倒是没有伤痕，只有鼻孔耳朵嘴巴里流出很少的一些血，小兵手里还拽着一支竹笛，一只鞋子已经飞得不知去向，露出来的光脚绷得笔直，好像要踮起脚尖走路。

更惨的是我爷爷的朋友，那头骡子的肚子开了花，肠子流了一地，躺在那里一边“呼吃，呼吃”喘着气，一边看着我爷爷，大眼睛里都是泪。我爷爷两眼黑，围着骡子转了两圈，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长官过来看了看，掏出手枪朝骡子的脑门“啪”地打了一枪，说：“为国捐躯，死得其所。”骡子就闭了眼。

长官吩咐爷爷找两个麻袋，将两个人的尸体装进麻袋里。爷爷在给老伙夫收尸时候，意外地在他身上摸到了一个扎紧的小袋子，凭手感，爷爷判断里面有十几块大洋和一支钢笔，爷爷趁人不注意，把这些家当揣进自己口袋。

当天夜里，我爷爷根本睡不着，两个活生生的人，刚刚一分钟之前还在说话，一转眼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死了。他越想越怕，不知不觉尿拉了一裤裆。虽然眼下他不是当兵的，但是在战场上，炮弹子弹不长眼睛，逮着谁，谁就是个死，每个月五块大洋是没有指望了，能把小命保住就是万幸，骡子，他是不想再牵。他下定决心，就是冒着枪毙的风险也要回家。

几天后，解放军越打越近，好几炮弹都落在离我爷爷不远处，地上被炸出一个又一个的坑，长官教他往刚炸出来的坑里跳，滚烫的炮弹坑最安全。国军的队伍从前线像潮水一样退下来，爷爷的那支队伍被退兵冲散了，长官骂骂咧咧地到处在找人，趁他没注意，爷爷找了一件军装套在身上，混上了往后撤的卡车。

卡车往后方开，一路上炮弹不断地炸，大家麻木了，不紧不慢地走着，好像那些炮弹与自己无关。一些走不动的伤兵，一声不吭坐在路边等死。

八个轮子的美式卡车载着我爷爷他们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摇摇晃晃地撤退，爷爷的一只手伸进兜里死死地拽着那几枚银元，免得它们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另一只手抓着装罐头的布袋，他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些罐头带回家，然后用这些银元把另外的半条船也买下来，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

卡车穿过两边逃难的人群，一路颠簸，连走了三天，第四天上午，他们到了一个关卡，被一队戴着钢盔挂着冲锋枪的宪兵拦住，爷爷连忙脱了军装，恢复马夫的本色。司机和宪兵争辩了几句，宪兵“叭”地一枪打在地上，大声说：“根据紧急治安条例，临阵脱逃者一律就地正法。”爷爷和那些伤兵一道被赶下车，卡车装上些好手好脚的兵，被宪兵用枪口指着原路返回。

公路两侧是延绵不断的人群，向南方走去。道路上灰尘滚滚，各种奇形怪状的交通工具一辆接一辆，胶轮马车，架子车，鸡公车，脚踏车，应有尽有，满眼是蓬头垢面的男男女女，有些人牵着牛，有些人赶着猪，一位男孩抱着一只大公鸡，鸡头转来转去，它想打鸣，刚伸出脖子起了个头，又噎了回去，眼白一翻一翻。

路沿外，一位眯着眼睛躺在稻草堆上不停喘气的小脚老妇，黄蜡色的脸上落着五六只苍蝇，在眼眶周围爬来爬去。边上的家人不耐烦地等着她断气，一边张望着大路的尽头，十几米开外，一条骨瘦如柴的老狗，耐心地看着这一切。

我爷爷混在逃难的人群中，跟着他们沿着大路又走了半个月。那一天晚上，走了一天的他和几个人靠着一棵柳树坐下来，他不经意地往远处一看，只见天际线上的那边，一片亮光从地面上照亮了天空，好像是神仙的世界。边上有人兴奋地说，我们走到上海了。

第二天一早，在希望的驱使下，所有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都加快了脚步，他们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我爷爷终于走过了那道着名的铁桥。

就像雨滴落进了河里，那些从北方逃难过来的人，消失在上海的这座人群的海洋里。

冥冥之中，我爷爷像被贴上了一道符咒，他和这座城市一面之缘后，仅仅三个月时间，他鬼使神差地返回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他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他从洋房前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的大街上走过，没有人会注意他这样衣衫不整的瘪三，连拉黄包车的都不问他生意，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大战前的上海物价飞涨，人们已经不再信任纸币，街头西装革履和长袍马褂的人们神色匆匆，和历史上所有的特殊时期一样，每个人忙着安排自己的退路。爷爷他是沿着水路来的，撑船的行当让他知道当下沿着水路回去是最便捷的方式，在这个什么都要花钱的城市，他又花费了两个银毫从几个小孩那里问到了路。

他在十六浦码头找到了开往老家县城的小火轮，用两块块大洋和一支钢笔为代价，和船主讲定了船票的价格。晚上，他早早地上了船，他躺在船头的木质板舱上仰望着满天的星星，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委屈，让他忍不住哭出声来。旅客们三三两两地上船，他们经过他的身边，没有驻足，要知道，在这样的时刻，谁没有理由大哭一场？

第二天，家里人看到他从天而降，大喜过望，从他离家到回归已经三个月有余，他看上去又黑又瘦，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奶奶更是哭得一塌糊涂，家人们用幸福的泪水迎接他的起死回生。

全家人哭了一会儿收敛了泪水，曾祖父告诉他，自从他走后没多久，乡长派了乡丁挎着枪来了两回，告诉曾祖父，按照政府的规定，当下国难时期，三丁必须抽一，他们家是四丁，抽一丁更是义不容辞。如果十五天之内人不到乡政府报到，乡长就亲自带人来抓，丑话说在了前面，到时候牵猪扒瓦，可是怨他不得。曾祖父告诉乡丁，大儿子已经被抽走了，乡丁说，看不到证明和字条，乡长不认这一笔账。无奈之下，曾祖父已经做好下一步的打算，如果圆融不过，让最小的儿子去当差。这是反复斟酌以后的无奈之举。最小的叔公刚刚过十四岁，在家里算不上一个全劳力，让他去可以保全二叔公和三叔公。小叔公哭着并不愿意去，提出要抓阄，全家人正在为这事焦头烂额。

我爷爷回来得正是时候。他听了家里人的诉说，一句话就让家里人安下心来：“这事儿我来处理。”

三个月之前，他还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村民，三个月之后，他已经是看过自鸣钟楼，吃过美国罐头，坐过美国军舰，经历过战场生死的一个阅历非凡的人，他就是这户人家的栋梁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