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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钱书与国学（第1页）

第四辑钱书与国学

《史记》笔法与非虚构文学

——钱锺书与艾尔温·基希的潜对话

对于《史记》笔法，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论述颇多。钱锺书认为，“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史家之笔，应以“信信疑疑”为要务：

黑格尔言东土惟中国古代撰史最夥，他邦有传说而无史（AudreasiatischeVlkerhabenuralteTraditionen，aberkeineGeschichte）。然有史书未遽即有史学，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皆哲人之明理，用心异乎史家之征事。屈原《天问》取古来“传道”即马迁“不敢言”之“轶事”“怪物”，条诘而件询之，剧类小儿听说故事，追根穷底，有如李贽《焚书·童心说》，所谓“至文出于童心”，乃出于好奇认真，非同汰虚课实。《左传》宣公二年称董狐曰：“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襄公二十五年又特载南史氏之直笔无畏；盖知作史当善善恶恶矣，而尚未识信信疑疑之更为先务也。《孟子·尽心》论《武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又《万章》记咸丘蒙、万章问事：“有诸？”“信乎？”孟子答：“齐束野人之语也”，“好事者为之也”；《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论“远”事，哀公十四年论《春秋》托始，屡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谷梁传》桓公五年论《春秋》之义，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史识已如雨中萤焰，明灭几微。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特书大号，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quasi-history）应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孟子开宗，至马迁而明义焉。钱锺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三联书店，2019，第418—419页。

钱锺书认为，《左传》称许“古之良史”董狐、南史氏的“书法不隐”“直笔无畏”，只是褒扬其“善善恶恶”的忠直，并未意识到“信信疑疑”才是作史的首要任务（“先务”）。所谓“善善恶恶”，意指肯定善，否定恶，具有价值判断的意味；所谓“信信疑疑”，意指录可信之事，黜可疑之词，也就是辨析史料的真伪、探寻历史的真相。

钱锺书指出，《史记》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用现代知识学的概念来说，也就是能够融事实判断（是非、真伪判断）与事实描述于一体。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则是通过考订“前载”、裁择“传闻”、严格区分真史料与准史料（quasi-history）以传递信史。照钱锺书的说法，这种“信信疑疑”、求真求实的史学精神与历史叙事传统的开创者是孟子，司马迁则是光大于其后，所谓“孟子开宗，至马迁而明义焉”。一

不过，《史记》笔法并不限于客观实录、理性求真，也有主观想象、艺术渲染的一面。明代学者董份（嘉靖至万历年间人，号浔阳山人，有《泌园集》行世）质疑《史记》所载鸿门宴沛公逃酒一节说：

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出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何为竟不一问，……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难尽信哉！引自《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第451页。

在董份看来，项羽的营地内应当禁卫森严，刘邦进出军营，肯定会受到盘问，不可能说走就走，想跑就跑。而且刘邦、张良及樊哙等人离席很久，项羽不会毫不警觉，不置一问。更何况项羽的高级智囊范增心心念念要在席间击杀刘邦，以除后患，怎么会容许刘邦等人在外磨蹭许久？董份因此感叹说，历史书也不可尽信啊。

钱锺书评论说：

董氏献疑送难，入情合理。《本纪》言：“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则项羽固未尝“竟不一问”。然平如“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一似未复命者，亦漏笔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世语》曰：“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孙盛斥为“世俗妄说，非事实”。疑即仿《史记》此节而附会者。“沛公起如厕”，刘备遂师乃祖故智；顾蒯、蔡欲师范增故智，岂不鉴前事之失，而仍疏于防范、懈于追踪耶？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两首推马之史笔胜班远甚；如写鸿门之事，马备载沛公、张良、项羽、樊哙等对答之“家人絮语”“娓娓情语”“诿相属语”“惶骇偶语”之类，班胥略去，遂尔“不逮”。其论文笔之绘声传神，是也；苟衡量史笔之足征可信，则尚未探本。此类语皆如见象骨而想生象，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马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即刘知几恐亦不敢遽谓当时有左、右史珥笔备录，供马依据。然则班书删削，或识记言之为增饰，不妨略马所详；谓之谨严，亦无伤耳。《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第451—452页。

在钱锺书看来，董份对《鸿门宴》的质疑“入情合理”。不过，司马迁在描述刘邦逃酒一节还有这样一句：“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看来，粗莽如项羽，也并非傻头傻脑到“竟不一问”的地步。只是陈平如“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至少应算“漏笔”。

《世说新语》记载蒯越、蔡瑁请刘备赴宴，试图“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钱锺书认为这是模仿《史记》鸿门宴一节而加以附会。刘备的“伪如厕”，分明是效仿刘邦的“尿遁”故技；只是蒯、蔡欲效仿范增故智，怎么会愚蠢到忘了前事之失，而仍疏于防范、懈于追踪呢？

清初大诗家钱谦益认为司马迁之“史笔”胜班固远甚；如写鸿门之事，司马迁详细描述了沛公、张良、项羽、樊哙等对答之“家人絮语”“娓娓情语”“諈诿相属语”“惶骇偶语”之类，班固却全部忽略不“记”。钱锺书认为，钱谦益没搞清“文笔”与“史笔”的区别。“文笔”讲究“绘声传神”，“史笔”讲究“信实有征”。司马迁擅长设身处地、代作喉舌，班固则笔法谨严，不喜润色增饰，所以不如司马迁的文字有神采。可是文史有别，不能因此认为班固的“史笔”不如司马迁。

对于“绘声传神”的“文笔”与“足征可信”的“史笔”之间的对立，钱锺书在评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时有进一步说明。

公元前279年，秦昭王派使者邀请赵惠文王到渑池欢会。赵王害怕秦国，想要推辞不去。廉颇、蔺相如商量后劝说赵王：“大王如不去赴会，显得我们赵国软弱可欺。”赵王只能硬着头皮前往赴会，还叫上蔺相如随行。接下来就是历代传诵、以至成为京剧曲目的《渑池会》：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

钱锺书首先从“文笔”的角度赞赏这段文字说：

此亦《史记》中迥出之篇，有声有色，或多本于马迁之增饰渲染，未必信实有征。写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是何意态雄且杰！后世小说刻划精能处无以过之。《晋书·王逊传》：“怒发冲冠，冠为之裂”，直类《史通》外篇《暗惑》所讥“文鸯侍讲，殿瓦皆飞”，拾牙慧而复欲出头地，反成笑柄。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一节，历世流传，以为美谈，至谱入传奇。《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516页。

钱锺书随后笔锋一转，从“史笔”的角度分析说：

使情节果若所写，则樽俎折冲真同儿戏，抑岂人事原如逢场串剧耶？武亿《授堂文钞》卷四《蔺相如渑池之会》深为赵王危之，有曰：“殆哉，此以其君为试也！”又曰：“乃匹夫能无惧者之所为，适以成之，而后遂啧然叹为奇也！”其论事理甚当，然窃恐为马迁所弄而枉替古人担忧耳。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六记澶渊之役，王钦若谮于宋真宗曰：“寇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武氏斥相如行险徼悻，即亦以其君为“孤注”之意矣。《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516页。

文中提到的武亿为清乾隆时人，字虚谷，号半石山人，著有《授堂文钞》《偃师金石记》。在《授堂文钞》中，武亿对赵王在渑池会中的处境深为担忧，他感叹说：“殆哉，此以其君为试也！”又说：“乃匹夫能无惧者之所为，适以成之，而后遂啧然叹为奇也！”意思是说，蔺相如在渑池会中以死要挟秦王的行为，不过是匹夫的冒险一“搏”，赌注是他主子赵王的性命安危，最后全身而退，也不过是侥幸成功。这就叫小人行险而侥幸。钱锺书肯定了武亿对渑池之会蔺相如以死要挟秦王一节的质疑，并以澶渊之役中王钦若诬称寇准以宋真宗为孤注的谮言为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