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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周易名理论申说（第1页）

钱锺书《周易》名理论申说

《管锥编·周易正义》共有二十七则札记，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二至十六则，探讨《周易》本经的卦爻辞，如乾卦、泰卦等；第十七至二十五则，探讨作为易传之一的《系辞》；第二十六至二十七则，探讨同样作为易传之一的《说卦》；第一则《论易之三名》独立成篇，探讨的是“易一名而含三义”的问题，显然具有为《周易》“正名”的意味，属于总论性质的文字。这一则篇幅颇长，不仅牵涉《周易》释名这一历来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涉及中西方语言体系中所存在的“一字多意”乃至“一字兼含相反两意”的语言现象，进而由“名”悟“道”，阐发了由文字的反训、合训所揭示的逻辑学原理（“名辩之理”）与黑格尔式的辩证思维，并探讨了“易而不易”“变不失常”这一可以与西方思想史相会通的深刻“易理”。一“易之三名”与反训、合训

《周易正义》为五经正义之首，注者为魏王弼、晋韩康伯，疏者为唐孔颖达，卷首录有八论，第一论为《论易之三名》。《管锥编·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即以《论易之三名》里的内容为分析对象：

《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三联书店，2019，第3页。

核查原著可见，钱锺书在引用时作了裁剪归并，原文如下：

《正义》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

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

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

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

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第一《论易之三名》，《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7页。

从《周易正义》的原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易之三名”的所指。首先，“易”是“变化之总名”，也就是天地间一切变化的总称。由于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得以生成、延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变化之力”，因此，“易”就成了诠释宇宙人生本质的最根本的、也是最高的范畴。郑玄注《周易》说，“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春官·大卜》，《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02页。，也就是说，“易”是指通过蓍草变易之数以测未知之事的占卜之术。这个解释和“易”是“变化之总名”之说并不矛盾，两者都认同世界的奥秘寓于变化之中，只不过，一个指向道，一个指向术，角度不同而已。

其次，变化是在一定时空中、一定条件下发生的，并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易纬·乾凿度》所谓“其德”“其气”“其位”，正与变化的规律及变化赖以发生的客观条件相呼应。易之“德”指的是变化的规律，其特点是光明四通，简单平易，正如寒暑交替，日升月落，人人可见，人人可感。《易·系辞上》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正是郑玄所谓“易简”的要义所在。易之“气”指的是阴阳二气，在周易哲学中，阴阳二气是万物赖以生成变化的物质条件，没有阴阳二气的“变易”，就不会有万事万物的变化消长，所谓“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变易”有二解，一指阴阳互动，一指阴阳易位。易之“位”指的是结构关系，所谓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正是指天地、君臣、父子之间的结构关系，这种尊卑有序的结构关系不会因为阴阳二气的“变易”而改变（“此其不易也”），也就是说，在永恒的变化中包含着永恒的秩序。

《周易正义》所谓“易”之三名的具体内涵，大体如上所述。简言之，“易”为变化之总名，变化的规律简单平易，是为“易简”；变化的过程取决于阴阳二气的互动与易位，是为“变易”；变化的过程中包含着不变的尊卑秩序，是为“不易”。钱锺书从词章学的角度指出，“易”有三名这一语言现象表明，一字能含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他还举出诸多语例以为佐证，如“诗”有三训、“伦”有四义、“王”有五义、“机”有三义等。

和“易”这个概念相似，“诗”“伦”“王”“机”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词”，前三者属于儒家范畴，末一字属于佛学范畴。儒家重“伦”理、倡“诗”教、崇“王”道，如果想要把握儒家的真精神，就需要穷究“诗”“伦”“王”三字的意涵，这和清儒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本着“以词通道”《管锥编》（第一册），第1页。的信念，逐一解析“道”“性”“理”等“大词”以还原孔孟思想的思路是一致的。

关于“诗”这个概念，钱锺书援引《毛诗正义》说：“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同上。关于“伦”这个概念，钱锺书援引南朝梁武帝时期经学家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自序说：“舍字制音，呼之为‘伦’。……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同上。对于“王”字，钱锺书援引董仲舒《春秋繁露》说：“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同上。

按照《毛诗正义》的解释，诗有“承”“志”“持”三义。“承”是指诗人考察国家政治政策的优劣（“承君政之善恶”），“志”是指畅怀舒愤、表达自己的心志（“述己志”），“持”是指规范人的行为以避免他走向邪路（“持人之行，使不失坠”），这三者各有指涉（创作的素材、动机、功能）却又相互关联，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孔颖达的诗观和诗教观。至于皇侃所谓“伦”有四义，本来是着眼于《论语》一书的释名问题，钱锺书在引用时省略了《论语集解义疏》中“论字大判三途”这个大前提，而是集中于“伦”字的多义性。按照皇侃的解释，伦字有“次”（首末相次）、“理”（蕴含万理）、“纶”（经纶古今）、“轮”（圆转无穷）四义，从各个角度概括了《论语》一书的特点。这个说法显然出自郑玄所谓“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之说。［魏］何晏等注［宋］邢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54页。钱锺书避繁就简，取“伦”之四义说，而舍“论”之五义说，这就回避了《论语》释名之争这个大泥潭，同时突出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再来看“王”这个词，董仲舒指出，王有“皇”“方”“匡”“黄”“往”五义，他解释说：“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故曰：天覆无外，地载兼爱，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汉］董仲舒著，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一○《深察名号》，中华书局，1992，第289页。按照阴阳五行家的说法，黄配土德，为“中和之色”［汉］班固著，［清］陈立疏，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二《号》曰：“黄者中和之色。”中华书局，1994，第53页。，因此，这里的“黄”可以理解成君王的中和之德。合而观之，董仲舒所谓“王有五义”之说，实则如其所言，是通过深察“名号”以明“大理”、以为“治天下”之端，所以他着重解说了“王”与“君”这两个词的多重意涵。《春秋繁露义证》卷一○《深察名号》，第285、289页。照他的看法，“王术”之成，有赖于“王意”的普大辉煌，“王德”的中和方正，这样才能兼爱无外，天下归心。这是对孔孟“王道”说的总结与阐发。

与“诗”“伦”“王”这三个儒学“大词”形成对照，“机”这个词则是佛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的序文中将《论语》的性质界定为“应机作教”：

此书之体，适途多会，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相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南朝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第2页。

皇侃浸淫佛学甚深，其“应机作教”说，源于佛教的“方便”思想。钱锺书援引南朝高僧、天台宗创立者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说：“机有三义：机是微义，是关义，是宜义。应者亦为三义：应是赴义，是对义，是应义。”《管锥编》（第一册），第1页。又补充说，“后世著述如董斯张《吹景集》卷一○《佛字有五音六义》，亦堪连类。”足证钱锺书用以与“易”“诗”“伦”“王”这四个中国本土思想中的核心概念相并列的“机”字，属于外来的佛学思想领域。

综上所述，“易”有三名、“诗”有三训、“伦”有四义、“王”有五义、“机”有三义等语言现象，证明了古汉语中“不仅一字能含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更重要的是，“数意可以同时并用”这一现象中又包含着“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这种特殊情形。钱锺书试图以此反驳黑格尔对汉语及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偏见：

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einunddasselbeWortfürzweientgegee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