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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对章学诚袁枚治学精神的传承发展（第1页）

钱锺书对章学诚、袁枚治学精神的传承发展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指出：“盖修词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第461页。此说与其“史蕴诗心”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第363页。“古史即诗”《谈艺录》（补订本），第38页。等说相呼应，显现出与清代阮元等截然对立的以经部、史部、子部典籍为文学研究资源的治学立场及其“经、史、子皆文章”的学术观念。傅道彬《“六经皆文”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一文（《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结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与钱锺书的“古史即诗”说，推演出钱锺书的治学思想中应当有“六经皆诗”的观念这一论点，但未提及钱锺书的“经子笔趣”说。此外，他还明确提出了“经、子、集皆心史”的观点。《谈艺录》（补订本），第266页。两者结合，充分彰显出钱锺书主张从“文”“史”两个角度打通四部典籍的治学思想。本节拟对这一治学思想的内涵、依据及其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袁枚的“六经皆文”说的传承发展略加疏说。一、“章氏文史之义”与钱锺书所谓“文史通义”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一则日记中不无得意地记述道：

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章学诚）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钱大昕）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钱基博日记，1935年2月21日，见《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第24页。钱基博日记毁于“文革”，未有文字存世。上引文出自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的引言中，日记写于1935年2月20日，原载《光华大学》（半月刊）4卷6期，1936年3月。后被收入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附录·清代文学纲要》，东方出版中心，2008，第758页。

钱锺书本人在《谈艺录》最后一则中阐发“章氏文史之义”说：

学者每东面而望，不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语，念念有词，如同禁呪。夫《淮南子·泛论训》所谓一哈之水，固可以揣知海味；然李文饶品水，则扬子一江，而上下有别矣。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补订一】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异同之旨，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谈艺录》（补订本），第304页。

这段话表明，在钱锺书看来，唯有不囿限于“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范畴而注重东西之理、南北之学的“打通”（“通以骑驿”），才可“语于”章学诚所谓“文史通义”。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钱基博对其子喜“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的评价。

在《谈艺录》初版序言中，钱锺书介绍其治学思路与方法说：

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二西”名本《昭代丛书》甲集《西方要纪·小引》《鲒埼亭诗集》卷八《二西诗》。以供三隅之反。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气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非作调人，稍通骑驿。《谈艺录·序》（补订本），第1页。

这段开宗明义的文字和上引《谈艺录》结语，一首一尾，遥相呼应，凸显出钱锺书对“章氏文史之义”的推崇，主要着眼于章学诚治学贵“通”的理念，也就是他的“会通”精神。但章学诚的“会通”精神与钱锺书在此处所作的阐发，无论在立论背景还是宗旨取向等方面，均有差别。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开篇及《答客问》相继指出：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易教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页。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答客问上》，第253页。

《报孙渊如书》又说：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然朱少白所钞鄙著中，已有道及此等处者，特未畅耳。《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报孙渊如书》，第721页。

这三段话明诏大号地提出了“六经皆史”亦即“经”乃三代“典章事实”参阅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之说，《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7页。的观点，历来论者甚多，且歧见迭出，刘巍《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对此做了详尽梳理。刘巍文见《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本文拟从“会通”精神的角度，简要概括其说宗旨。

首先，在图书分类的层面上，章学诚力主以“班《志》”“刘《略》”之法贯通“著作之林”，反对“四种门户”之见。他自述《文史通义》的旨趣与方法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与严冬友侍读》，第706页。在《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中，他主张“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第857页。对于《七略》《汉书瘙
簚艺文志》之六分法（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流为四部分类法，章学诚在《上晓征学士书》中提出了尖锐批评：“学术之歧，始于晋人文集，著录之舛，始于梁代《七录》，而唐人四库因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晓征学士书》，第649页。所谓“唐人四库”，是指唐代将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的四部分类法，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四种门户”之见。在章学诚的时代，四部分类法因获乾隆圣谕首肯而确立了文化霸权。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校核《永乐大典》，乾隆确定他日采录成编，题名《四库全书》。谕中有曰：“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清］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中华书局，1965，第1页。圣谕以四部分类法为“古今不易之法”，而章学诚却认为四部分类法加剧了“著录之舛”，难怪他在前述致孙星衍（渊如）的信中感叹道：“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从章学诚打通经史的眼光来看，《七略》中六艺、诸子二略兼收儒家之书，且六艺略春秋类附列史书，未严经史之别，深合其打通经史、以史明道的著述之志，而四部分类法“自生分别”，严经史之别，自然不合他的心志，所以他才力抗时流，崇《七略》而黜《四库》。

其次，在治史目的的层面上，章学诚力主“即器而明道”“好学而知意”，也就是通观“古今载籍”以明“史意”、以通“大道”，从而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章学诚明确指出，“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原道》，第101页。。“六经”之所以为“史”，正因为记载了上古三代“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实”。治史者应撇开严经史之别的门户之见，取“古今载籍”精思深究，以收由史明道、以益“世教”之功。关于这一点，章学诚在自述其《文史通义》的“著述之道”即其缘起和立意时，说得很明白：

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晓征学士书》，第648页。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和州志·志隅〉自叙》，第887页。

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上尹楚珍阁学书》，《章氏遗书》卷二九，民国嘉业堂本。

概而言之，章学诚是在“以史明道”“通经致用”的立场上，主张突破经、史的界限，反对“四种门户”之见。他的“会通”精神在此处主要体现在通观“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之“古今载籍”，以明“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之道，所以他说：“学者诚能博览后世文之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文史通义新编新注·诗教下》，第59页。从其“成一家言”“耻为无实空言”“好学知意”等说，及其重“六艺”，关注“官礼之变”“乐之变”等特点可见，司马迁的通观古今以明“王道”及变化之迹的史学理念对其影响甚深。司马迁治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他又称许《春秋》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王道之大者也。”对于“六艺”的价值，司马迁亦概而言之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汉］司马迁：《史记瘙
簚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第3297页。两相对照，无论是立意、论据还是措辞，章学诚皆有取于司马迁。章学诚盛赞马、班曰：“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书教下》，第36页。可见他对《史记》心仪之深。

反观钱锺书所阐发的“文史通义”，以打通“东西之理”“南北之学”为指归，与章学诚的本意似有出入。不过，钱锺书对“章氏文史之义”亦有深究，下文将略加申说。二、钱锺书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考论与拓展

钱锺书在辨析章学诚、袁枚治学思想同异时，引述了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瘙
簚史学例议序》“古有史无经”之说：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谈艺录》（补订本），第262页。参观袁枚《随园随笔》卷二十四《古有史无经》：“刘道原曰：历代史出于春秋。刘歆七略，王俭，皆以史，汉附于春秋而已。阮孝绪七录，才将经史分类。不知古有史无经，《尚书》《春秋》皆史也；诗、易者，先王所传之言；礼者，先王所立之法，皆史也。”（《袁枚全集》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414页。）

钱锺书下断语说，袁枚此说即“《文史通义》‘六经皆史’之说也”《谈艺录》（补订本），第262页。在钱锺书看来，章学诚虽然“痛诋子才，不遗余力”，但前者之“论学大义”与后者之“说诗要指”，常常“不谋自合”。《谈艺录》（补订本），第261—262页。两人皆持“六经皆史”观，即是例证。

对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渊源，钱锺书论述道：

按“六经皆史”之说，刘道原《通鉴外纪序》实未了了。……王阳明《传习录》卷一、……王元美《艺苑卮言》卷一、胡元瑞《少室山房笔丛》卷二、……顾亭林《日知录》卷三，……皆先言之。而阳明之说最为明切。略谓：“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即三代史，五经亦即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存其迹以示法”云云。“《春秋》亦经”，暗合董子《春秋繁露》之绪；“五经亦史”，明开实斋《易教》上之说。《谈艺录》（补订本），第263—264页。

钱锺书又指出，王阳明的“五经亦史”之说与程、朱之论，则“如炭投冰”《谈艺录》（补订本），第264页。：

《程氏遗书》卷二上云：“《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疾。”《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云：“或问《左传》疑义。曰：公不求之六经《语》《孟》之中，而用功于《左传》；《左传》纵有道理，能几何。吕伯恭爱与学者说《左传》，尝戒之曰：《语》《孟》六经多少道理不说，恰限说这个；纵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济得甚事。”《语类》卷一百十六训渊、卷一百十八斥郑子上、卷一百二十答器远等均申此意。盖以经与史界判鸿沟也。《谈艺录》（补订本），第264—265页。

这段引文的着落点在“盖以经与史界判鸿沟也”这一断语。照程、朱的立场，《春秋》与作为其传文的《左传》有等级之别，《春秋》为“圣人之用”，蕴含着“多少道理”，《左传》里只是些“零碎道理”“济得甚事”。这和章学诚既着眼于消弭经史鸿沟，又着眼于提升史学地位的以经为史的立场，的确势如冰炭。

在梳理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渊源，辨析了其与程、朱尊经轻史的立场之别后，钱锺书进而指出：

程子亦以史为存迹示法，而异于阳明者：存迹示法，法非即迹，记事著道，事非即道。阳明之意若谓：经史所载虽异，而作用归于训戒，故是一是二。说殊浅陋。且存迹示法云云，祇说得事即道，史可作经看；未说明经亦是史，道亦即事，示法者亦祇存迹也。尝试言之。道乃百世常新之经，事为一时已陈之迹。《庄子瘙
簚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论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瘙
簚荀彧传》注引何劭为《荀粲传》，记粲谓：“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谈艺录》（补订本），第265页。

这段话首先指出，程颐与王阳明虽然都把史书看作“存迹示法”的载体，但程颐认为，“法非即迹，事非即道”，王阳明却认为，“经史所载虽异，而作用归于训戒，故是一是二”。也就是说，对程颐来说，经史之别，是法与迹之别，道与事之别，两者界限清晰，等级分明；但对王阳明来说，“事即道，道即事”，“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经史之用，同归于“训诫”，两者浑然一体，不可判然两分。钱锺书认为，王阳明的说法殊为“浅陋”，而且他的“史以存迹示法”说，只证明了“得事即道，史可作经看”，未能说明“道亦即事，经亦是史”。钱锺书为其补充论证说，“道乃百世常新之经，事为一时已陈之迹”，并援引《庄子》“天道”“天运”二篇中“六经乃先王陈迹”“圣人之书乃古人糟粕”，荀粲“六籍固圣人之糠粃”之说指出，“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并下断语说，“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此论既申经史不二之旨，又寓横通经子之意，既将“六经皆史”说的思想依据从儒家横向扩展到了道家，又把“六经皆史”说的思想源流纵向上推到了《庄子》，持论通脱，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