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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现实（第1页）

※事实与现实

什么是真实？这是纪录片永恒的问题。导演、被拍摄者、制片人、摄影剪辑录音者、观众、播映渠道、评论者研究者，时不时就得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反复琢磨，说上两句。

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如下诸多子问题：影片是否客观地呈现被拍摄对象的真实处境？导演是否介入？是否摆拍？摄影机的观景窗是否对画框外的相关事件或人物视而不见？被拍摄者是否在镜头前坦诚，抑或是戴上面具？剪辑上是否如实呈现自然的时间顺序，或是刻意营造戏剧化的效果？甚至，现场录音与事后混音是否如实呈现现场氛围，或是有所取舍？

如此这般的问题，自纪录片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如同紧箍咒一般，无时无刻不在纪录片工作者、观赏者与研究评论者的脑袋中嗡嗡作响。

有些影片工作者对此紧箍咒不胜其烦，如苏联的电影蒙太奇大师爱森斯坦说：“对于我来说，一部电影使用什么手段，它是一部表演出来的故事片还是一部纪录片，不重要。一部好电影要表现真理，而不是事实。”有些导演则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真实，所有的纪录片都必然经过导演主观意志与意识形态的剪裁与编排。

在学术上，为了让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不妨碍研究思路的开展，有些学者干脆将纪录片统称为“非虚构”（non－fi），暂

时避开对根本真实的探究与执迷。然而，不面对关于真实的探究与表述，纪录片还能以其独特的位置，发挥与故事片不一样的感染力吗？

与此同时，紧箍咒的不断作响，相应的难道不正是这个时代漫天飞舞的各种不真实吗？这些不真实，不管是生活层面的造假、伪装与山寨，经济数字与政治神话的夸大，历史叙述的煞有其事，还是学术理论界的各种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无处不在。仅举台湾胖达人的人工香精事件为例，面包业者及幕后操手都可以挂有机健康食品之羊头，卖移山倒海金融资产炒作之狗肉，那么，在这个时代，坚守真实底线与价值的纪录片工作者，还能否正面迎战这世纪性的、对安身立命之真实的挑战？

是故，吾辈纪录片工作者，在各种真实紧箍咒与不真实或伪真实情境的混声合唱中，不能不清醒地提出自己对真实的看法与操作定义。

我的看法，兹从真与实两方面下手，并且各有二义。真者，一为真理（truth），一为本真（authenticity）；实者，一为事实（facts），一为现实（reality）。此为真实的四个面向。且先从实处说起。

实的第一义，事实，回归常识，就是诸如统计数字、科学观察、线索证据、档案记载、典章制度、访谈见证等，那些不容我

们睁眼说瞎话的材料。论者或谓，这些事实，本身可能经过变造伪装，或销毁隐藏，或折射扭曲。但作为真实的表述者与捍卫者，纪录片工作者首先要能如李敖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样，一方面见人所不见，一方面以不同的材料交叉比对。所得的事实或许亦非绝对真实，但在一定的社会共识与文化想象下，仍为相对事实；有人称为真相。

实的第二义，现实，即为将搜罗、比对的事实进行筛选后，依时空或社会文化秩序进行排列组合所形成的图景。从影片制作上来说，这就是导演如何安排故事线与剪辑的功夫。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导演手上，可能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况味。

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有一幅著名的图像，有人说是兔，有人说是鸭，视角不同、见仁见智。故事片中比较容易看到这类兔鸭事例，如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同一件凶杀案被不同关系人诠释成完全不同的因果关系与情节，即为解释“什么是现实”的经典。独立纪录片领域里，若比较体制内外导演对于同一题材的处理，或可略见端倪。

体制内的作品，塑造了现今绝大多数人所相信的现实，甚而可能在无远弗届的权力之下，成为被后代奉为圭臬的真实。这就是在纪录片界常说的，真实是可以被塑造的。

然而，我想进一步追

问的，并非观众们是否以现实为真实，而是那些体制内影片的导演，是否对他们自己以客观事实所塑造出来的现实信以为真？如果我们视纪录片工作者为真实底线与准则的捍卫者，就必须面对这个根本问题。这就要进入关于“真”的讨论了。